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
驺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给人两个暗示。第一个暗示是不可妄冀非分，凡无五德之运的决做不成天子。第二个暗示是天命不永存，此德衰而彼德兴，则易姓受命之事便立刻显现。这两个暗示如果是他创说的本意，则上一事是用以对一般人说法的，下一事是用以对君主说法的。他希望没有人争为天子，天子亦不以“时日曷丧”而暴虐天下。
堪笑秦始皇一方面要“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一方面却又听信了齐人的话，自承为水德。他不想想：倘有土德之帝起来，他的天子之位是不是尚可传之无穷呢？
五德说既演“五德转移，天命无常”的道理，三统说是模仿五德说而作的，这中心思想自然一样。封禅说虽简单些，但它说泰山是新受命的帝王封禅告天的地方，自古以来已有七十二代的帝王到过泰山封禅，则也是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这几种学说天天鼓吹，使得一般人深信受了天命的天子是常会被革职的；只要皇帝做得不好，失了上天的抚育黎元的用意，就应当有新的皇帝起来嬗代。那时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应是上帝给与他的除书，封禅是他上任时发的奏书，五德和三统的改制是上任后的一套排场。
关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举出一个适当的例来。当光武帝时，公孙述据蜀称成帝，移檄中国，征引图纬。光武帝报他道：
《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以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耶？《华阳国志·公孙述志》。
读此，可知公孙述的檄文中曾引了《西狩获麟谶》以见处在西方的他具有应运而兴的资格，谶上说的“立子公孙”，也即是他的姓。光武驳他，说《西狩获麟谶》指的是汉，所谓“乙子卯金”是汉高祖以乙未岁受命；所谓“立子公孙”，是皇孙病已嗣位。这都没有什么大关系。所奇怪的，乃是他以中兴之主的资格，而说汉家将来应亡于蒙孙之手，得国的是丞相当涂高。这种预言自己灭亡的度量，似非前世和后世的君主所能有。
因为那时人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样，多少年后须换一新任，故纬书中便有下面的话：
黑帝治八百岁，运极而授木。苍帝七百二十岁而授火。《春秋纬·保乾图》；《〈文选·汉高功臣颂〉注》引。
苍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尚书纬·运期授》，《〈诗·大雅〉正义》及《御览·咎征部》引。
它把每一德的帝王的世数和年数都明白规定了。黄帝、赤帝的年数世数并非没有，只因纬书久佚，我们无从寻到。
以上所引，都是东汉初年的材料。我现在要说的是西汉之季的事实，为什么却先引了东汉之初的材料呢？这因西汉中叶以前的历史，我们有《史记》、《汉书》两部书可用；但到西汉中叶以后，只有《汉书》一部书了，材料太少，不够说明那时的时代思潮。谶纬书固非西汉中叶后所有，《七略》不录此类书可证。但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迷信思想决不会突然发生，一定积累了多少年而后成就，西汉一代就是谶纬书的孕育时期。我们正可从谶纬中寻求些西汉人所播下的种子。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讲许多人心厌汉的故事。现在且把西汉的国势先说一下：
当战国、秦、汉之际，疲于战争，民生陷于极度的痛苦。到文帝之后，居然太平了数十年，百姓们快乐极了。故《封禅书》云：
今天子武帝……元年，汉兴己六十余载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可见汉武帝的封禅和改制虽出于他的好大喜功，但当时的民众也确有此种要求，许他如此。不幸武帝处此全盛时代太奢侈了，封禅巡狩之事遂又成了民众的痛苦。试看成帝初，匡衡等奏言：
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今……至云阳，泰畤所在。厄陕且百里；汾阴，后土祠所在。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
其实，在那时，天子只有到甘泉和河东去郊祀了；走得并不远，而匡衡们还说“吏民困苦，百官烦费”，要把那两个庙搬到国都中去。那么，武帝的东至海上，西至陇西，北至朔方，南至彭蠡，且令“郡国各除道，缮治宫馆，名山神祠所”《封禅书》。的，吏民的困苦要怎样呢？百民的烦费又要怎样呢？
然而封禅所费虽多，还远不及征伐之甚。武帝时的武功自然是彪炳千秋，但耗费的财力也着实可惊。《汉书·食货志》云：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抚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汉书·西域传》云：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徒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几段文字，把汉武帝浪费的情形及其伤害民生的结果写得清楚极了。武帝以前积了五世的休养，财力有余；给他这样痛快地一干，国库也空了，人民也穷了，寇盗也起来了。武帝真是一个败家子，把偌大的家产挥霍个干净！
因为武帝的功业虽大而陷溺其民者亦甚酷，所以那时的人民对于他的怨毒很深。当宣帝初即位时，令丞相御史议孝武庙乐，下诏道：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池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汉书·夏侯胜传》。
长信少府夏侯胜独说：
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同上）
天下怨愤之情，于此可见。在这样怨愤的空气中，人民对于汉帝的信仰是衰微了，一班五德三统论者就依据了自家的学说而主张易姓受命了。这不是他们好弄术数的玄虚，正是他们在失望之下的新希望。
就我们看得见的材料中，把这个希望公开地向汉帝讲说的，第一个是眭弘。《汉书》本传云：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从嬴公受《春秋》。据《儒林传》，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至符节令。
孝昭元凤三年前七八。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非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
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颜《注》引孟康曰：‘谁，问；差，择也。问择天下贤人。’䄠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
我们倘使单看这一篇，未有不以眭弘为发狂，亦未有不以《春秋》家的学说为诞妄已极的。但我们知道，汉代的学问的基础本不建筑于事实上，它本没有客观的真实性；它只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案，只是些适应时势，刻刻改变的理论。它逢了盛世，便作夸扬；逢了乱世，便作怨讟。要是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枯了的大柳树再生的事实出现在汉武帝时，不知道这班儒生和方士又要如何地说作祥征，汉武帝将又去封禅且改元了。不幸那时武帝已经享尽荣华而死，自武帝崩至此凡九年。人民经了一番大痛苦，创痍未复，他们长在希望易姓受命，有一个新天子出来救济他们一下，既有这等事情发生，正好为易姓受命之说张目，哪里再肯说作符瑞，讨汉家的欢喜。所以泰山大石自立，就是到泰山告易代的象征。虫食树叶成“公孙”字，就是公孙氏要继汉而兴的象征。石柳为下民之象，石自立，柳复起，就是“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的象征。继体之君昭帝。虽无失德，但上天既要使另一圣人受命，也只得禅让了；何况汉是尧后，其应当使用传国的方式已是前定的事实呢。汉为尧后说，下边再论。这些说话，都不是眭弘一人忽发奇想想出来的，乃是当时的社会上有此要求，有此酝酿，而后他顺了这个趋势说出来的。不过既经据了天位的人，哪肯轻易让给人家，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了！这真可算得一个民众革命思潮中的牺牲者。
眭弘身殉之后，民众对于易代的想望仍未终止。这种宣传的情形，可惜没有纪载流传下来，我们不能知道。但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盖宽饶的奏书道：
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盖宽饶传》。
可以知道这种宣传在眭弘死后并没有间断，成了民众的口头禅，所以盖宽饶便很不游移地说出来了。可怜他们感到了社会的不安，想不出解决的方法，只会希望皇帝去复演历史上的故事而让位与贤人，这岂非“与虎谋皮”。所以盖宽饶也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他不甘下吏，自刭于北阙下了。
在这十八年中，眭弘与盖宽饶两次请求汉帝禅让，都做不到。但民间的怨气自在，他们对于汉帝早已没有好感了。汉帝失去了信仰，犹居天位而不肯去。人民的胆子又小，自揣没有得到五德之运，可把汉德胜了，因此也不敢反叛。长此相持，怎么办呢？于是有许多灾异之说起来，想把汉帝吓倒。灾异的学说在董仲舒时已有，但至此时而大盛。这种灾异说，就是封禅说的反面文章；做得最有名的是京房、谷永等。刘向在这个时代思潮之中，耿耿忠心，惟恐汉室真为灾异压倒，又极力以灾异说向元、成二帝下警告，冀其感动修德，所以他也成了一个灾异专家。
京房是一个易学家，他的学说托于孟喜。见《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上有《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即是他一手造成的学说。元帝中，他曾于召对时言道：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汉书·京房传》。
说到这等地步，元帝只得自承，“亦极乱耳，尚何道！”如此，汉帝也已自知汉有亡征了。
谷永，是研究《京氏易》最密的人，善言灾异。成帝初即位，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是时日食地震，议者多归咎于他。谷永知道他方在得势之际，暗底下想靠傍他，就上书道：
（日食地震）……不可归咎诸舅。此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皆瞽说欺天者也。……
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征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过微，二者已丑。王先谦《补注》引王文彬曰：“言二者之征兆已相连比而见也。”陛下诚……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无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汉书·谷永传》。
“王道微绝，贱人当兴”，这是已固定的事实。谷永却想出禳解的方法，劝成帝多纳宜子的妇人，不论貌的美丑，年的长幼，和曾经生产过没有，只要使太子出于微贱之间，就可对付了上天的垂象。如此，汉就不可亡了。不幸成帝生不出儿子，谷永空设下这个计策。
成帝永始二年，前一五。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https://www.daowen.com)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为扰乱，举兵而起者邪？……
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大兴繇役；重增赋敛……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同上。
这条黑龙若出在文帝前，岂不成了汉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后，也是汉的黑统的符瑞。为什么成帝时出来了，不当它是祥瑞而反看成灾异呢？为什么谷永不劝成帝去封禅，倒说同姓者将起兵呢？至于改造一个昌陵，在全盛时代算得了什么，而在那时也就要上下俱匮，愁恨感天了。可见那时的汉朝，正像一个衰病的人一样，处处露出了下半世的光景。
成帝元延元年，前一二。因灾异尤数，上又问谷永。永对曰：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纪，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彗星，极异也，土精所生，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积善，惧不克济。同上。
这实在是咒诅汉朝，说它逢了重重叠叠的厄运，又出了许许多多的灾异，是一定亡了，虽隆德积善也怕过不去了。但那时“北无熏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诸侯无吴、楚、燕、梁之势”，谷永语。他们所怕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惶惶若不可终日，在臣子的奏书中也把这种很可忌讳的话尽情地讲出来呢？
他说的汉的厄运共有五句，但下云“三难异科”，可知只有三种。这大约因前两句都归并到末一句里去了。现在逐句解释于下：
（1）三七之节纪——从高帝元年前二〇六。到平帝元始四年四。为二百十年。谷永此对在成帝元延元年，前一二。离二百十年之数只有十五年了。大约那时灾异家言，二百十年是一个大厄运。
（2）《无妄》之卦运——《易·杂卦传》曰：“《无妄》，灾也。”京房说《无妄》，以为“大旱之卦，万物皆死，无所复望”。见《周易集解》。颜《注》引应劭曰：“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于天，灾异之最大者也。”王《补注》引项安世曰：“古‘妄’与‘望’通。秦、汉言无妄，皆无望也。朱英之说黄歇与扬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准《无妄》。”
（3）百六之灾厄——《汉书·律历志》引《易九厄》曰：“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颜《注》引孟康曰：“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百六与三百七十四，共四百八十。六乘八之数也。”《律历志》又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可见他们在四千余年中定出五十余个灾岁，而第一百零六年是阳九的厄年。在这四百八十年中，以这一年和第三百七十四年为重大的灾岁。可是从高祖到成帝，已经不止一百零六年了，为什么说他“直百六之灾厄”？这个问题很难解释，所以自来注《汉书》的人都不注。以我猜想，或者从高祖元年到武帝太初四年为一百零六年，他们以为在这一年上发生的灾厄直到成帝时尚未消散；或者他们因成帝是汉帝的第九代，故云“承八世之功业”。从这“九”字上想到阳九，故云“当阳数之标季”。又从这阳九上想到百六之厄，故云“直百六之灾厄”。遂有此言，均未可知。我们在这种话里可以知道，在那时，大家相信，汉代是大厄当前而且已是无望的了。大家只有静待着大恐怖的来临！
刘向曾集合上古至秦、汉的灾异，著成《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为灾异说中最有系统的记载。此书虽亡，但班固作《汉书·五行志》，把它收入，我们还能看见。他因成帝起昌陵，制度泰奢，上疏谏道：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
陛下……徙昌陵……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惛焉！《汉书·刘向传》。
这也是很清楚地说，汉室快要亡了。而成帝起昌陵，就是致亡的原因之一。这种话若给汉武帝听得，岂不要大笑他们的眼孔太小。然而若无武帝的大伤元气于先，成帝的徙昌陵又何至挨那时诸臣的痛骂，以为这是亡国的举动呢！
那时人都承认汉运已衰，灭亡在即，但实际上却没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灭亡不了，这又使得许多人心焦了。于是在这不生不死的局面之中，他们又创造了一种新学说，——汉再受命说。这一说是调和民众的“汉运已衰，将有新受命的天子出来”的一个观念和皇室的“汉运虽衰，天命未改”的一个观念而成的。这就是说：新受命的天子将出来，固然是事实，但这新受命的依然是汉。在我们看来，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设想，岂非太滑稽了！
这个新学说的创造者，是甘忠可。《汉书·李寻传》云：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
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
这不知道是成帝哪一年的事。《通鉴》载刘向上《论王氏封事》于阳朔二年，前二三。《汉书·刘向传》又以作中垒校尉次于上封事之后，而此云“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则此事当在阳朔二年之后。距盖宽饶之死，已近四十年了。
所可怪者，是刘向奏他罔上惑众。刘向不是倦惓君国，惟恐汉室之亡的吗？有了甘忠可的学说，正可向民众宣传，使他们对于汉朝怀了新的希望，延长汉的寿命。为什么他竟竭力地破坏呢？大约一种运动发生，总是盲目的。惟有盲目的潮流，才是一种最坚强不可抵御的势力。我们现在站在旁观的地位来看汉代的社会，自然对于他们的行事的是非，学说的因果，和思想演变的系统看得很清楚。但汉代人正在这个大潮流之中，为潮流所激荡，只会盲目地奔驰，不会有自觉的评判。刘向所信仰的是灾异，其所望于汉家的是皇帝的修德行仁以除去其灾异；至于再受命说，则是他的书里所没有的，其怪妄不经也显而易见，所以他反对了。他不知道在这个大潮流中，甘忠可正和他在一条路上走，他们原来是同志呢。这和孟子提倡尧、舜、禹的禅让说而反对燕王哙的禅位于子之正相类。
甘忠可虽死，夏贺良仍在。过了些时候，他又起来作这个运动了。《李寻传》云：
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
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更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人民！”
经了他的半利诱，半威劫之后，哀帝遂真的再受命了：
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制诏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
“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
“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同上。
这也是受命运改制的。但所改的制只见“漏刻以百二十为度”一事，不知道还有别的没有。夏贺良所云“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此“行”字当作《世经》之“序于行”的“行”字讲，即指五德之运。但哀帝的诏书上没有说，不知是否记载的疏漏。
哀帝受命改制，夏贺良等达到了心愿，这是何等可喜的事。不幸他们所许给哀帝的利益丝毫没有着落，而他们一经得势就忘形起来；弄得不久又失败了。《李寻传》云：
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
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同上。
这一出再受命的滑稽剧就这样地完了。这个运动大约有二十年的历史，有一月余的得势。
在这一件事情之外，哀帝时尚有一事也是值得一说的。《汉书·佞幸传》云：
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贤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御左右……常与上卧起。……
上舅丁明……为大司马，亦任职，颇害贤宠。……上
重贤，欲极其位……遂以贤代明为大司马，册曰：“……往悉尔心，统辟元戎……允执其中！……”是时贤年二十二。……咸萧咸。私谓闳王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俱。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
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复侍宴。……后数月，哀帝崩。
可见哀帝为了爱幸董贤，心欲禅让，既见之于册文，复出之于口语。眭弘、盖宽饶们所为流血以求者，至是乃有实现的希望。但因哀帝不久便死，又只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看了这一章，可以知道：自武帝好大喜功，弄得四海困穷之后，人民已不愿汉家再居天位。眭弘、盖宽饶提出禅位贤人的办法，汉帝大怒，他们都被杀了。灾异说者从历数上指出汉家的大厄运，又把一切稍变常态的物事都说成了汉运衰微的征象，甚而至于说汉已无望，想去吓倒汉帝；但要汉帝自承为极乱则可，要他退位则不可。民间虽有种种革命受命的流言，但也没有一个勇夫挺身而起，自居为新受命的天子而把汉帝赶掉。甘忠可等虽想出调和的办法，请汉帝再受命，但结果只争得昙花的一现，白送掉几条性命。哀帝虽有禅位董贤的意思，但天年不永，又未得如愿。“汉室将亡，贱人将兴”，在武帝后九十年中，自庶人以至于天子，已成了公同的信念了，但老不实现。进既不可，退又不能，大家悉在此僵局之下徘徊观望。
上两章里，讲《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讲西汉之季的人心不安的现象，占了许多篇幅，似乎轶出了五德终始说的范围之外。但我们要明白相胜的五德终始说何以会得变成相生的五德终始说，简单的五德系统何以会得变成复杂的五德系统，实在不可不对于这个题目以外的情形周览一遍。一件事情是不会无端发生的，必有许多的积因。这些积因日在鼓荡之中，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发泄出来。发泄的力量有大有小，小发泄则把现状作小改变，大发泄则把现状作大改变。现在《世经》之说把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彻底改造，而又为后世所遵用，是其所积之因必多，且必酝酿已久，达到成熟的地步，故其发泄之力甚大而维持之力甚强。《易传》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就说得这个道理。
当驺衍创立五德终始说时，古史系统上至黄帝而止，所以他的五德系统就从黄帝算起。但以后古史系统愈放愈长，而五德系统固定不变，那就不能使人满意了。只因秦皇、汉武已把它用作国典，未可随了民意改变，没有法子。然而董仲舒作《三代改制质文》篇，三代以上就推出八代，已与《世经》相似。自董仲舒到西汉末约一百年，自然这新的古史系统更确立了，《世经》的作者即欲不用而亦势有不可了。
西汉之季，国政不纲，皇位已摇动，群情也浮动。依照那时的学说，实应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否则汉室也应再受命。但这个问题在五德上作何处置呢？眭弘说“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那么，尧是什么德呢？这受禅的天子又应为什么德呢？甘忠可所得的天帝书是“赤精子之谶”，赤为火德之色，是不是说汉家再受命时应为火德呢？谷永说“彗星，土精所生；兵乱作矣，厥期不久”，是不是说继汉而起的应为土德呢？那时的材料传下来的太少，这些问题固然不能决定，但即在这些零碎话里已可窥见大家正在猜测新天子的五德之运，所以有志干求天位的人也要迎合群众心理，自居于大家想望的某一德中才对。
康长素先生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觯甫先生适的《史记探源》，抉出刘歆作伪之迹，使学术界中认识新代的学术及其改变汉学的情状，自然是巨眼烛照；但他们把这个改变的责任一起归在刘歆身上，以为都是他想出来、造出来的，未免把他的本领看得太大。刘歆固然得到改变学术的机会与权势，且实有许多为所窜乱或臆造的文件，但倘使前无所因，则无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惟其所改变的东西在汉代已酝酿了二百年，如古史系统。或一百年，如汉帝让国说。大家耳濡目染已久，一旦逢到机会，取而易之，自然不致成为使人疑骇的大问题，故外表虽为突变，而实际则仍为渐变。但刘歆所易，有酝酿成熟的，也有不成熟的，有顺从民意的，也有出以独断的，所以有许多太新的东西就不能马上取得一般人的信仰而屡受攻击了。事实见下数章。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
在上两章里，我们已认清楚《世经》的历史系统的由来《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和改变驺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动力，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于是我们再在下数章里看编排《世经》的方式五行相生说，汉为火德说，汉为尧后说，王莽的《自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