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此后，我就开始了《旅顺口往事》的写作。辽金元时代，旅顺口叫狮子口。明初，朱元璋派马云、叶旺渡海到辽东击剿蒙元残军，上岸之后，因旅途平顺，遂将狮子口改为旅顺口。
记得，那是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黄金山下的黄龙墓。万料不到，有一根神经突然就被拨响，浮现在我眼前的不只是黄龙一张面孔，而是许多张明朝镇边将军的面孔，并且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每一个名字都振聋发聩，他们像早就约好了似的，一个一个，由隐而显，由远而近，穿过逝去的岁月，接踵而至。
在马云和叶旺身后，站着辽东总兵刘江，站着东江总兵毛文龙和黄龙。正是毛文龙，让我再一次看到袁崇焕，旅顺口虽不是袁氏的驻防之地，却是他矫诏杀死毛文龙之所。
以往对袁崇焕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书本。这一次，我用了百度。一个新的发现，立马就让我震惊了：清末吉林将军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六世孙，其子黑龙江将军寿山，是袁崇焕的七世孙。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又去维基百科，它也这么说。
在别人那里，这可能是个旧闻，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却压根就没有这一说。不过，我很为他高兴，虽然死得那么惨，却把将军的基因留下了，让袁氏一门接连出了一个吉林将军，一个黑龙江将军，真是天不灭袁啊。
然而，此事未完，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那几日，我正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却看到一个本市史志办专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载，在发妻黄氏之外，袁崇焕还有个小妾，姓赵，原籍胶东，虽非大家闺秀，却也不是一般女子，知书达礼，深得袁氏宠爱。袁氏获罪之时，她已身怀六甲，后来回山东隐居，为袁崇焕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又给她生了两个孙子。在她行将就木之前，她给儿孙们讲了袁崇焕，并嘱两个孙子各买一条小船，系在海边，以防不测。不知过了多久，袁氏子孙果然听到外间传言，朝廷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要前来抓人。于是，已经长大的两个孙子，各自带着家眷，摇船出海，逃到辽东半岛。一支继续北上亡命，另一支隐居在旅顺口……
于是，历史在旅顺口撞出了一声令人惊怵的巨响。在旅顺口，有一个地方叫北海，还有一个地方叫双岛，过去是两个镇，现在是两个街道，地理上比邻，且都面海。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留在旅顺口的这一支袁氏后人，隐居在北海的一条山沟里，因袁氏聚族而居，村名就叫袁家沟。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地方，则在双岛湾的龙王庙附近，在杀毛遗址处，还立有一碑。毛袁二人，可真是冤家路窄，生前身后，难分难解，看上去像虚构，却是确凿的事实。
我马上就去了袁家沟村，也果真就有袁氏后人拿出了家谱，还带我上山去看了袁家沟辽东先祖的墓碑，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是袁氏子孙当年避乱藏身之地。就是说，两条船都从山东半岛漂向了辽东半岛，都在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上岸，一支留在北海，另一支继续北上。之所以要北上，就是如果被朝廷发现，不会一起死。正是北上的这一支，在大清朝的龙兴之地做了将军。
最早听说寿山的故事，也是在1996年夏天，但不是在山海关外的兴城，而是在黑龙江边的瑷珲。其实，我是初夏去的瑷珲，盛夏去的兴城。在东北的版图上，瑷珲和兴城都属于并不多见的古城，也是有故事的古城。正是在这里，我先后与袁氏家族两位将军相遇，也算是难得的奇缘。不过，在瑷珲历史陈列馆，我并不知道寿山与袁崇焕的关系。我只知道，正是在瑷珲的悲剧里，寿山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瑷珲的悲剧，发生在1900年夏天。按照中国的天干地支，那一年也叫庚子。这一年的夏秋之间，历史给了俄国人一次可乘之机。列强们合伙瓜分中国，中国政府还没发怒，中国老百姓先发怒了。义和团拳民的反帝风潮从京津波及了东北。一直想把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哥萨克们高兴得顿足大叫：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于是，在近代人类的灾难里，就有了海兰泡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瑷珲的冲天大火。
这是一场哥萨克方式的屠杀。海兰泡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1858年被沙俄强行占去，改叫布拉戈维申斯克。因为刚刚签订的那一纸《瑷珲条约》，海兰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华侨。1900年夏天，尼古拉二世一声令下，做了四十二年华侨的中国人便被哥萨克用刺刀驱赶着向黑龙江边走来。据《瑷珲县志》载：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惨杀溺毙华侨五千余名。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其实是海兰泡的继续。有了黑龙江的南拐，才有肥沃的江东。六十四屯所拥有的土地，相当于当时沙俄阿穆尔州已开垦的全部土地，所以它让陆盗们想入非非，即使条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人享有永久的居住权，中国政府享有永久的管辖权，他们杀人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场面，也都与海兰泡一样。《瑷珲县志》载：沙俄先放火烧了补丁屯，其他各屯未及逃走的中国人都聚于大屋中，焚烧无算。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跑瑷珲对过，长江梗阻，绕越不能，露守不能，群号惨人。溺死者七千余人。凡没有逃走的中国人全部被杀死，房屋被烧光。
瑷珲大火，发生在两场大屠杀之后。哥萨克们在对岸已经杀红了眼，他们长驱直入跨过黑龙江，径直向瑷珲扑来。继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欧洲人又一次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是木制的，瑷珲人是血肉之躯。它们一起在哥萨克的大火中涅槃了。
庚子之夏，我唯一能记住的一个军人就是寿山。他那时是黑龙江将军，也是曾经抗击过日俄侵略军的爱国将领。他一边与俄作战，一边却又接到北京与俄缔和的电报。但他已经发过誓，绝不“改隶夷籍，反颜事虏”，所以当他看见眼前已不是哪一个将军而是他的王朝打出了白旗，便以洁身自好的方式赴死。据载，他是自己“从容卧于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骤不死，命其子开枪击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右臂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枪，中小腹犹不死，呼声愈厉，家将顾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开一枪，洞胸而亡”。这样的殉国，是因为绝望。而那个关头，有几个将军舍得以这种方式表示绝望呢？
记得，当时是瑷珲历史陈列馆的吴馆长引我到小院的一角，说那里有一尊寿山将军的塑像。想不到如此忠勇的寿山，那么矮小，矮小得令人心疼，一只手臂，还不知被谁砍掉了。我想，或许因为他是清朝将军，今天的人不能给他当代英雄般的尊敬；或许因为资金不足，艺术家没有把他塑造得高大伟岸。
“上将由来无善死。”此句出自袁崇焕在狱中写的《忆弟》诗。站在寿山像前，我只认定一点，在当年的抗俄前线，寿山没有辱没袁氏先祖的英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是被杀，一个是自杀，他比袁崇焕活得更有尊严，死得更有气节。当然，也是因为前者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后者却可以做命运的主宰。
关于袁崇焕生前的哀与荣，身后的悲与喜，写到这里确该收笔了。但是，按以往的经验，或许还会发生什么，也未可知。
原载《满族文学》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孙郁，本名孙毅，辽宁大连人。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2002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