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4月、6月、10月分三卷出版）
这套书，我也是在天津街书摊里分卷买的，拿到上卷时心花怒放。
我刚刚在北京见过两位译者。1994年4月，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认识很多研究者。从初中开始，我就迷恋巴金的作品，整个高中学习紧张的灰色岁月里，是巴金的书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进大学之后，我尝试开始写一点关于巴金的文章，能够在那样的盛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师长，真是眼界大开。萧乾先生，是作为巴金先生的老朋友被请来的，他受关注，还因刚刚杀青的《尤利西斯》的翻译。这部“天书”将以完整的面目出现在汉语世界中，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在它之前，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已经出版。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议甚至批判的名词，十年之后，有两部巨著中译本降临，人们不再闻之色变，而是如逢甘霖，不能不说风气大变。萧乾说，美联社的记者曾经对他专访过，后来的通讯稿上是这么写的：“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因为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早就以太主观的罪名被共产党否定了。”（序言，上卷，第25页）西方人把它当作检验中国思想言论尺度的一把尺子了。
我在《世界文学》上读过《尤利西斯》的选摘，似懂非懂，却大有兴趣——年轻人就是这样，越不懂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兴趣。在北京，会议就餐我恰好与萧乾夫妇坐在一起，禁不住问了他不少翻译的情况，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他还是认认真真地谈了不少（我总认为，我给《大连日报》写过一篇《与萧乾谈〈尤利西斯〉》这样的稿子，可是查不到）。有这样一层关系，我特别关心这部书的出版。它是分卷出版的，盼望下一卷的心情犹如一日三秋般漫长。初版本是三卷平装，出齐后又出了两卷精装本，我喜欢精装书，便跟书摊的摊主商量，拿平装补差价换精装，他同意了。我记不得，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还能买很多书，靠的是零星写稿子的稿费，还有就是节省。不然，精装、平装两套齐收才对。不过，去年，我还是从网上把三卷的平装本又买了回来。平装与精装封面设计差别很大，平装那个米黄色的封面，很具现代感的设计，才是我熟悉的《尤利西斯》。
我曾带着书，在风和日暖的时候，到劳动公园去读。一进公园大门有卖大碗油茶的，两三块钱一碗吧，我和太太当年都吃过，前两天还在一起感慨：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油茶。其实，是再也没有那么好的年华了，我拿着书，心无挂碍，一读就是一个下午。从公园高处俯瞰城市，高楼不算多，车流熙熙攘攘，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小说主人公布鲁姆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我也是这个城市里的流浪者、游荡者，这里没有我的家，没有亲人，身边过往的人好像很亲密又很疏离，年轻人的自负、倔强又让人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理解我，那种孤独尖锐地刺痛了我，让我怅然不已。
有时，我也会到海边走走，《尤利西斯》里也写过海边：
夏日的黄昏开始把世界笼罩在神秘的拥抱中。在遥远的西边，太阳沉落了。这一天转瞬即逝，将最后一抹余晖含情脉脉地投射在海洋和岸滩上，投射在一如往日那样厮守着湾水傲然屹立的亲爱的老霍斯岬角以及沙丘海岸那杂草蔓生的岸石上；最后的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也投射在肃穆的教堂上。从这里，时而划破寂静，倾泻出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的声音。她——“海洋之星”，发出清纯的光辉，永远像灯塔般照耀着人们那被暴风颠簸的心灵。（中卷，第299页）
大连是一个被海环绕的城市，不论怎么走，都会走到海。我们学校在白山路，星海广场刚刚开始动工，常去的海边是南大亭、星海公园、金沙滩、黑石礁，等等。小说里的海，我不陌生。下午没有课，我经常一个人到海边去转一转，看人捡海菜，捞海带，好像没有遇到小说里写的少女吧？都说《尤利西斯》是“天书”，难读，有五六千条注释帮忙，已经容易多了。不过，要深入理解，的确需要很多相关知识和阅读才行，我自不量力，那几年一直在乔伊斯的海洋里遨游。这书是热气腾腾的豆腐，心急吃不得，还会烫着，完后大骂：这是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代读者最大的挑战恐怕是耐心和细心，有了这些，你才能在迷宫里不断发现精彩绝伦的细节。每次去海边，看的都是这片海，可是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尤利西斯》也能做到这一点。一头扎进乔伊斯文字中时，是在肢解作品，而放下书，又会觉得，它的结构编织得浑然一体，这个作者真了不起。
中译本前面有一篇萧乾题为《叛逆·开拓·创新》的序言，他介绍的乔伊斯，很符合我的想象，让我对这个人充满好奇和敬意。1907年，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的演讲中，这样评价他的祖国：“爱尔兰的经济和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上卷，第9页）这个大师的名号，不是仅仅靠玩点什么“意识流”手法得来的，他的目光何其敏锐、深刻。《尤利西斯》出版后，据说爱尔兰一位国务大臣登门拜访乔伊斯，表示要把它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乔伊斯的答复是：“那不会给我带来那个奖金，倒会使你丢掉国务大臣的职位。”（上卷，第23页）乔伊斯说得没错，保守的诺贝尔奖最终没有授给乔伊斯（也可以说，乔伊斯没有给诺贝尔奖显示荣耀的机会），哪怕名声大噪，乔伊斯总是“异端”“非主流”。我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的精神成长期，乔伊斯的选择（包括他后来执意要写的一部《芬尼根的守灵夜》）给了我很大的暗示、鼓励或者说精神支持，我需要一种力量告诉我：走自己的路，头也不要回。
二十多年来，我买了能够买到的所有的中文版乔伊斯作品、传记和研究著作，塞满了书橱好几个格，而且遇到新出的，还是一如既往掏腰包。直到去年在台北，厚厚的两大卷九歌版的金隄译本，我还是依旧不计重量地背回来，哪怕，家里早有了人文版的，可见，我对乔伊斯的热情始终不减。研究资料最初并不多，传记就是薄薄的小本，后来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中译本出版，让我饿狼般大快朵颐。可是，我还是要提到陈恕的《〈尤利西斯〉导读》，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当年读《尤利西斯》，却帮了我大忙。后来，我有幸多次见到温文尔雅的陈恕教授，他是冰心先生的女婿，我们在一起开会谈的都是冰心。我很希望有机会跟他好好请教一些与《尤利西斯》有关的问题，我总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资格跟他谈。去年十月，我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懊悔失去了当面向他请教的宝贵机会。然而，他的书带给我的恩惠我永远不会忘。在漫漫阅读之路中，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学者给了我不同的帮助和启示，每逢从放他们著作的书架前经过，我都会向他们投去充满感谢和敬意的目光。
读《尤利西斯》，再次激起我写小说的热情。初中时，我就尝试写小说，到高中时，学习压力很大，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沉浸在虚构世界中，在毕业时，还在本地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中文系干什么？就是正大光明地读小说、写小说嘛，乔伊斯又点燃我雄心勃勃的烈火。我记得《尤利西斯》中提到爱尔兰的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这是一个好题目，我就拿它写篇小说，表达在炎热的夏天里，我穿行在城市中的感受。情绪凌乱，不可捉摸，文字也充满跳跃性，严重模仿乔伊斯。我还写了很多，大学毕业前，还在炮制长篇小说。不过，作品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有时候是不由自主的。那时候，精力充沛，写小说的同时，我开始写书评、短评，还有很多研究计划，没多久，这些写作占据我更多时间，所有的编辑都让我写这写那，没有一位约我写一篇小说。好吧，就这样，脑子里不知道有多少小说的题材都被我搁下了。我要像灰太狼那样说一句：我还会回来的。——咱要对得起乔伊斯。
不过，读《尤利西斯》时，作为《大连日报》的通讯员，我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文章，采访出租车司机啊，画廊啊，等等，都是耿聆老师布置的任务，是命题作文。它们从未收入我的作品集中，时过境迁，我想没有人会读这些文字，然而，我非常怀念那些写稿的日子，也从不认为白写了这些文字。作为练笔，它们对于我学习使用文字起到关键的作用，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写作也一样。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过当年路过人民广场，看着苏军烈士铜像，去世纪街报社送稿子的难忘经历：
我也曾无数次从它脚下走过，特别是读大学的一年冬天，每周都要有一次早起去报社送晚上赶出来的稿子，再赶回学校上课。一来一回，从铜像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要多看它几眼，寒风中是稀稀寥寥的几个老人在晨练，是那个持枪迎着风雨的铜像的孤独身影，灰蒙蒙中还有几只白鸽掠过战士的头顶展翅高飞，或是默默站在枪管上静思。那正是我内心比较孤寂的一年，清晨的这幅画面至今仍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忧思与行动——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第249页，漓江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1994、1995年之后，再一次集中阅读《尤利西斯》，是我工作之后，即将再一次走进校园读研究生时。我还记了半本笔记，笔记上显示，2002年7月9日午间开始读第一章；读到第十七章时，已经是次年的6月16日午夜。我还写了一段感慨：“布鲁姆日午夜12点，读这一章，看街头万象，此套书是去年布日，文洁若女士寄赠给我的。不想时光流逝，岁月如梭，断续阅读，至今已一年了，尚未结束，甚为徒费时光而懊悔。当自励自强，不浪费时间，勤思苦读为好。”这次重读，跨越两个城市，是在我的生活转换期。2002年7月，我正在为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城市大连而手忙脚乱，记忆中那个夏天很热，除了带点冰碴的东西，我什么都吃不下。我住在泡崖新区，经常去一家冷面馆吃冷面，谁知道，9月中旬来到上海，已经立秋，还天天挥汗，而大连的冷面，我又吃不到。2003年的布鲁姆日，我写下那段话，应当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北区的宿舍里（现在有位复旦的网红老师陈果，那些年就亭亭玉立地在通往宿舍的大道上晃啊晃啊，我们都知道她，就是这个北区。可惜当年网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不然，她早就是网红了）。刚刚过去的冬天多雨，春天多阴天，让人的心头阴云密布。北区宿舍外面，有一家卖打折书的小书店，每有新书，大家奔走相告。我隔三岔五就往宿舍拎回一包包书，其中有孙周兴编选的一部《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厚厚两大卷有一百万字。这时，海德格尔风早已刮过，而我在读《尤利西斯》同时，那些阴郁的日子里，还捧着这两卷海德格尔读个不停。我的读书，采取的是涸泽而渔的办法，喜欢这个人，就买来他所有作品的译本，直到最近还在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德格尔的文集。他对技术的追问、科学与沉思的思考、语言本质的探讨，给我观察身边光怪陆离的消费世界和无所不在的技术控制提供了依据。
转眼间，我离开大连已经超过十五年，在上海生活已经超过我在大连市区里的生活时间。然而，闭上眼，我发现，跟乔伊斯对都柏林的了如指掌一样，在大连，我从不迷失方向；而上海，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把握。这就是故土？大连，是我的都柏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