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美学回归与重构
人民立场的美学，是对人民美学的时代阐释与发展。作为政治话语与美学理论相结合的概念，人民美学是相当时间以来国内文艺的一种审美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文艺领域的实践，它以人民大众的审美追求为本位，视人民大众为表现对象和审美主体，呈现鲜明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如果说，毛泽东的人民的美学内涵具有与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化民间美学的价值通约性的话（比如新年画运动），其中还肩负着普及与提高的技术与观念上的重要文艺建设使命。而后来的人民文艺观则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现了人民作为主体的对马克思美学的社会实践品格。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知识层普遍提升以及当代民族文化自信观的提出，新时期文艺人民立场语境下，文艺美学除了继承人民美学的传统内涵（大众化民间的、社会现实主义原则的、宏大叙事、崇高等）之外，还要与时俱进，发掘传统人民美学内涵的时代性的美学新质。一方面，要加权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美学特征，挖掘与凸显积淀于民族审美价值岩石层的、被民族文化历史证明具有核心价值凝聚力的民族美学观的正名与建构价值。另一方面，新时期美学要以中国时代本土经验为基石，在对西方文艺美学甄别与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增进人民美学的包容性与开阔性。我们以崇高美学的回归与民族重建为例。
崇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自王国维近代《哲学概论》“壮美”的对译进入中国学术思维前，已经历了由朗吉弩斯、柏克、康德、席勒等的不断丰富。其在经由了鲁迅、蔡元培、周杨、冯雪峰等一大批中国理论家的理论中国化阐释后，到新中国“十七年”时期，达到了审美思维与方法被奉为圭臬的文化引领鼎盛期。以典型化、英雄书写、“高大上”形象塑造、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崇高美学的内涵品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历史与经济的转型，崇高美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立足于日常生活、人性解放与感性体验理论基础上的以及语言学形式结构与解构基础上的“反崇高”潮流，从文学与艺术的现代形式探索开始。“现代派小说”、“新写实”、“第三代诗”、“先锋小说”、“王朔热潮”、各种“身体写作”……在“一地鸡毛”、“无主题变奏的喧嚣”、民间写作形式的回归以及对身体与欲望的情绪宣泄中，传统“崇高”的美学规范、方法、深度与庄严受到了来自文艺的颠覆性反转。
伴随着新时期文艺价值体系的重建、中国经验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辩证的反思浪潮，我们此刻需要对“崇高”等传统人民美学观与方法论进行回归与重构思考。
（一）回归崇高，是理论与现实的需要
解构“崇高”的后现代理论主要聚焦于三个角度：日常美学、个体美学以及语言对意义的所指不确定。但是这三点的理论虚无与审美幻象，再次呼唤新时期文艺的崇高回归。
日常美学以日常生活的人民主体价值的高扬来抵制文化专制，是具有文艺积极意义的。但是日常并不代表对价值的疏离与抵制，也不可以日常细碎反理性崇高。西方后现代思潮无限度消解意义与崇高，以“日常”取代整体、历史与宏大。庸俗化、日常碎片写作使人向自然文学逆流而行，一次又一次消解尊严与精神独立品格，走向人的意义的消解与文明的反动。放弃了“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动人的激情”（朗吉弩斯）的日常碎片与价值意义的消解，将使人作为人的本质被淡化。
将个体美学从整体美学中凸显，是基于历史审美经验与审美本体论的多样性的辩证考虑。但是并不代表要以个体美学反人民整体美学。人民整体美学域下，对象的广泛性、聚焦问题的时代性以及反映事物的广阔性，是个体美学的个人化私人化美学容积所无法企及的。尤其当个体美学过分追求情绪的私密与体验的私我，当个体美学放缰远驰于主流意识形态，追求精神纯粹个体性、将个人体验圈为精神飞地的时候，势必陷入毫无依傍的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认知樊笼。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基础的“关系复合”属性，再次强调美学整体性原则，强调美学的生活实践与人们大众的贴近，强调对宏大与崇高的缅怀。
以符号和形式对反意义，真相真理在语言与文字的游戏里，碎片化或零度悬置，瞬间感性愉悦。对感性欲望的解放和扩张，则把艺术引向经常停留在低浅感性层次上的庸俗文化消费之上，使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品格沦陷。同时，尼采“把理想化的基本力量（肉欲、醉、太多的兽性）大白于天下”[15]，善与伦理以及终极实在被丢置。叔本华脱离崇高的同时，超感性将目的嫁接给了纯艺术的“感性”，理想的力量被定义为个人情绪与生命的沉醉，终究难逃先验的唯心。唯有崇高的重拾可以拯救他的“感性”，因为崇高是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那种哪怕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16]。
此外，回归崇高是纠偏文艺问题、突破文艺创作瓶颈的迫切需要。当下“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与逃避崇高相关。“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为艺术’而艺术”与逃避崇高相关。“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与逃避大主题大叙事相关。“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也与对西方“崇高”美学的“审丑”滥用相关。“艺术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开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这种真理不是自然史（自然科学）所能穷其意蕴的，是只有在世界史里才能展现出来的。”（黑格尔）如果没有崇高美学的重新在场、重新高蹈，人民文艺的高峰很难抵达，时代的文学经典很难诞生。高峰作品与经典的艺术作品是具有历史内涵与审美力量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就精神品格而言是体现历史进程、揭示人类命运与时代发展规律性的、具有史学理性的作品；是揭示人类精神、道德发展之痛与爱、激情与梦想、隐秘与生命体验的作品。就美学意蕴形态而言，是体现了崇高审美力的，可以“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
（二）以民族美学重构崇高
我们往往习惯于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美学加以审视、判断和继承。事实上，这种思维本身存在着将传统美学与现代性割裂的误区，这或许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将现代性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的误区。事实上，当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美学走入困境之时，挖掘民族传统思想观与美学观，对现代性与现代美学进行补正可能是我们另一种更开阔的思维方式。比如关于崇高美学的回归与重构问题。
以道德进入崇高审美评判体系自朗吉弩斯《论崇高》开始。他将崇高定义为“伟大心灵的回声”，首先强调“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康德深化了“人格与道德行为”的“合目的性”。以崇高的“依存美”完成了对“纯粹美”的超越，赋予美以超越形式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属性。但是这种美善的对象，或者是符号化的主体人或者是资本制度为基础道德的伦理人。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美学的“至善至美”具有更宽阔的认知视野。民族美学的真善美是一体的，崇高的道德力量与美学价值积淀于三者的结合。所以老子主张“大制不割”。习近平“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1]与传统这种整体性“生生”“大制”美学观是呼应的。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善”与“美”互为佐证，强调美学的社会与道德人伦、人格完善功能，强调艺术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属性。诗歌“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孟子“浩然之气”是兼容“善、信、美、大、圣、神”的“大美大善”。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契合了马克思和毛泽东“艺术的阶级与社会功能属性（含道德功能）”判断。“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1]当这种崇高的美学俗世关照从个体道德提升到对国家、集体、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高度时，就再次论证了宏大叙事之美学合理，正名与加权了新时期“崇高”美学的人民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美的人类文明善与美的大同构想，完全超越了康德的崇高美学的“伦理共同体”的规约局限，已经深刻到了民族与国族文化融合与尊重的人类文明高度。
（三）后现代西学甄别辩证
我们反对后现代日常美学、个体美学以形式主义的绝对化，批判用其作为武器对崇高的颠覆与消解；但是，我们也承认其对崇高美学重构的补充价值。此外，后现代思潮中的利奥塔发展了康德的绝对精神美学与非规则美学的先锋异质性内涵，强调作为“力”的崇高的精神向度，深化黑格尔式的迥异于“优美”与“静穆”（朱光潜）的“冲突美学”。这些美学理论对我们的人民崇高美学内涵建设是具有启发性的。但是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崇高观依然存在对阶级与社会的悲观虚无倾向，需要我们用马克思理论进行甄别与辩证（限于篇幅，另文探讨，此处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