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顾迟子建的整体创作历程，可见她始终居住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地，三十余年来，从漠河的北极村，到冰雪之城哈尔滨，空间的位移，时间的流逝，令这位“极地之女”早已经与这块土地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学场域，这里，也成为她写作最大、最好的风水宝地。她笔耕不辍，历史、现实作为她文学写作的双重视域，无不在叙述、想象和语言的旋流中“起舞”。从“伪满洲国”到“群山之巅”，从“额尔古纳河右岸”至“白雪乌鸦”，有“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也有“踏着月光的行板”，有“白银那”，也有“鸭如花”，美文佳构，不一而足。令人流连忘返的文本世界，如泣如诉的灵地的缅想，大千世界的波诡云谲，底层人群的清明上河图，是她一贯的美学追求。看得出，迟子建在这片冰雪之地，测量着世道人心的善恶美丑，芸芸众生，人生三昧，神余象表，熠熠生辉。小说的意象生于肌理，隐喻牵出丝丝微茫，走笔清晰，终不迷离，努力让小说生出不可思议的灵魂力量，更为我们留下了审美建构的空间。因此，数年来，迟子建自成一格，她的写作，很难被框定为某类，或者放入任何“潮流”“派系”，也许正因如此，她的小说，也就生出更多的特性、特质。我想，因为迟子建小说的“不好归类”，也使得她的写作能够守住自己的价值观、美学观，坚守自己写作的文化方位、题材和主题，而更加从容和自由，尽可一味地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结构文本，讲述故事，呈现人物；这也使我们能够经常感到，迟子建总是能不断洗尽铅华，以自己的写作个性，在叙事的道路上守住信念，保持尊严，完全倚仗自己的作品来安身立命，生发出与众不同的美学魅力。这就是迟子建能够保持旺盛创作力，写作嘉年华，不停走笔向前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直面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有使命感、勇于担当的作家，究竟应该写出怎样的一部小说呢？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留下记忆，让它成为反抗遗忘、还原生活的参照系。

这部《候鸟的勇敢》，可以视为迟子建对这块土地的又一次深情的玄思，也是她对自然、生命和人心的深度凝视。不同的是，这一次，迟子建更倾情于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联，他们在宏观、微观诸多方面的内在辩证，努力地绘制出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现实世界图景。当然，一个作家的视野，不可能一览无余，都能开具“天眼”俯瞰众生，破译玄机和天意，并且对存在世界指点迷津。而作家最好的选择，就是让自己的美学理想融入、接入“地气”，寻找一种具有文化感的灵气和神韵。当然，这不是一部所谓“生态小说”，但却蕴含着人生与自然的“生态美学”；它不是“讽刺小说”，却气正道大，警示世人，激愤引而不发，直抵现实人心；它也不是“寓言小说”，但小说隐隐透射出对于生活的选择，需要远离生命的暗角，更应该以善行真。就是说，这部小说，依旧是很难用“类型化”的概念来界定的文本，它表面上写候鸟，写候鸟的自然保护，实际上有多层次地对整个社会生活全景式的表现和发掘。无疑，迟子建在一个时代生活重要的转型期，再一次写出这个时代人与自然，在精神和物质的连接点上人性、世道人心的真实状况。

看上去，与以往的叙事路数相似，迟子建在《候鸟的勇敢》里，依然选取了最朴素的、平实率性的叙述视角，进入当代社会最普通的生活情境之中。而且，在这个情境里，迟子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其注入了某种向心的力量，洞幽烛微，悉心擦拭着人的世俗欲望、生存方式、功名、信仰，以及道德相貌，尽管强大的凡俗性生活，在叙事中不停地涌动着，单纯的神性沉静着，但写作主体悲悯的情怀，则蕴藉着洞察生活的穿透力和批判的锋芒。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人与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仅仅在一个季节的转换中，共同在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舞台上，演绎出时而跌宕起伏，时而又平静如水的生命悲喜剧，令人惊悸，催人思考，也让人清醒。我们看到，在瓦城的上空，候鸟，作为人的一个参照系，仿佛早已经即时性地为人做出了善恶美丑的甄别和分野。人与鸟，在春天里的相遇之后，各自的生气与生机，立即横亘于广阔的天空。近代，人类从鸟类的飞翔，得到启发，制造了飞行器，现在，又循着鸟类的生活、生存方式和活动轨迹，借助物质性的外力，开始冬去春来，享受生命的快乐。人与鸟，代表各自作为生命主体的力量，可是，在这里，候鸟人更像是一群“逃离者”或“躲避者”，已经无法与自己的根脉相连，而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在“候鸟”的节奏里，为了争先过上“候鸟人”的生活，狼奔豕突般虚空，不惜丢失自己的人格，过着缺失尊严的生活，表象奢靡风光，实则难以超拔现实窘境，精神更是怅然若失。

小说的主要叙事地标，是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和尼姑庵——松雪庵，两者构成一个有趣又吊诡的存在和某种“对峙”，仿佛戏剧上的异象异闻。它们之间，虽隔丘而邻，无法相望，却是藕断丝连，佛俗两界，却也峰回路转，无奈两处的袅袅炊烟，皆为人间烟火，也就难免气息相通。而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恰好就构成宗教文化和俗世哲学相互间的直接碰撞、信念龃龉和种种反向的破戒。

叙述中其实埋藏着几种关联或叙事的暗线，始终若隐若现，搅动着故事和情节，风生水起。现实存在之网，就此铺展开来。而擅写人物的迟子建，在描绘瓦城的人物图谱时，也绘制了一幅世俗生活的峭拔和阴柔。周铁牙借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工作职务之便，徇私枉法，猎杀候鸟，供奉权贵餐桌上尽情享用，由此，也牵扯出瓦城上上下下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候鸟人，伴随着候鸟一起出场，也伴随着候鸟相继离去，他们的身份，肆意奢侈地消费生活的来源，时而也令人垂涎；张黑脸和女儿张阔的父女关系，貌合神离，女儿觊觎父亲的钱财，一切似乎早已大于伦理亲情；检查站的老葛，掌握周铁牙盗猎野鸭的证据，据此要挟后者，让周铁牙利用关系帮助他解决生存的困难，彻底陷入无可奈何的纠结；即使松雪庵手持《金刚经》的云果师父，佩戴着菩提、红玛瑙、绿松石三串名贵玉石佛珠，明媚柔性而珠光宝气，到底是翩然脱俗，还是迷恋红尘？石秉德和曹浪，属年轻一代的后生，本属激情、进取、奋斗的一辈，可是，他们的人生取向，却极其现实功利，精于算计，过早地陷入信仰、意义、价值危机，他们之于从事的职业、事业，就是为了寻找或等待未来命运的转机，他们两人，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零余者”？

这些，都构成了瓦城的自然、人文、政治、精神、文化的生态。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一条密切的生物链，相互牵制，相互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既是一个庞大的人气场，也是一个“势力场”，控制“势”的人，似乎就有“力”，就有“场”。迟子建细腻地勾勒、描摹出这个巨大的场域及其制衡、自然和人文的当代现实生态、灵魂的声色与虚无。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周铁牙这类人，构成当代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存在：他精明，善于伪装，世故奸猾、势利且乖张。这个人物，就像游弋在阳光下狡黠的幽灵，在明媚中制造晦暗，在施展个人鬼魅和卑劣的套路中，屡显鄙俗，游刃有余。迟子建对笔下的人物，目光宽柔包容，但也不乏犀利，周铁牙这样不可忽视的存在，却也显示出复杂社会环境中另一种“势”的存在力量。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按着写实主义文学的标准，来研究周铁牙的形象，对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可以在更复杂的文本层面上，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和现实中存在符码，视他为“苍生”中的一员，是当代现实社会的“声色”或“犬马”。他对张黑脸，欺软怕硬地挖苦利用，面对来自骨气尽失的老葛的威胁，他可以反戈一击，应对自如。他还擅于费尽心机、殚精竭虑地维护、养护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资源”，可进可退。这个形象，透露出一个“圆形人物”的全部症候。还有一个人物蒋进发，代表了瓦城政坛世界的另一种人群，临秋末晚的官场生涯，让他放下很多，沉迷于摄影，放浪形骸于山水，看似内心明朗，怡然自得，但骨子里的世俗纠结，也极生涩难堪。很难判断，这个人物究竟将自己置于生活的“场”内，还是“场”外；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还是精神、灵魂的“残缺者”！

杜拉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作家，或好或坏，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内心阴影的缝补者。”^[29]我感到，杜拉斯在解析作家内心真实的时候，主要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这就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人性裂隙和心理乖张进行揭示、纠正、补救。像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迟子建发现了这个时代人们心理的变化、弯曲，信仰的迷失，并描绘出灵魂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