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描摹领导者形象时的特殊情怀

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在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想象中，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对企业家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作家也在按照自己的体验、标准和模式，倾心塑造笔下理想的人物。在这种中意的注视和描摹中，作家独有的情怀显露无遗。

（一）故事叙述的理想化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的工业改革叙述是一种想象，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稍好的工业题材小说或“改革小说”比较容易引起轰动，轰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大胆改革的气魄和力度往往引起读者内心的震撼，而读者的这种震撼共鸣也是关于改革的一次群体性的想象与渴望。所谓中国80年代的企业改革并不是90年代以后那种真正体制性的深刻改革，仅仅是在内部管理办法上如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变。作家们写了企业家那么多的措施和举动，事实上是想象成分很多的理想化手段。蒋子龙曾谈过，他对他笔下的人物赋予了理想化色彩。理想化的表现，首先是作家对改革的认识过于主观化了，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先是设置了一些企业面临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矛盾，给读者留下悬念，实际上这些矛盾并不是企业内部真正的瓶颈问题，因为没有涉及体制问题，更多的是管理上的常见问题，最后都能得到理想的解决；或者可能是瓶颈性问题，但当时在实际中无法得到解决，而在作品中却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这种充满想象的叙述往往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理想化的表现，还在于把人物塑造得很理想，比较完美。“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毁，中国社会不仅陷入价值迷茫，而且出现了信仰上的真空，对于具有依附人格的中国人来说，民族的新生包含了偶像的重构。乔光朴、李向南一类的人物受到热烈的追捧、认可，这些带有浪漫传奇色彩的形象填补了理想主义的真空，成为人们寄托理想的载体。”[3]时代呼唤偶像，作家回应着社会的需求，在一种共谋之下，烙印着明显的时代内涵的偶像，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时期的文学影响力、号召力是强大的，文学中的这个偶像以十足的魅力和风采，感染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引领着社会的改革风尚。作家在他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甚至习惯性地把“清官情结”浇注到国企领导者形象上。当时作家对企业家形象的缺点集体性地选择遗忘和忽略的态度，本身就是很值得思考的现象。即使写到一些可能是缺点的地方，如霸道、铁腕、强势、投机、生活趣味寡淡等，也暗中怀有欣赏的心理。这样，人物的复杂性格没有充分揭示出来。理想化的表现还在于对叙述故事结局的设计上。在惯有的情节主线上，对立双方较量后，都是改革一方获胜。即使有一些留下悬念，或者写成了悲剧（如《祸起萧墙》），但所有的小说都会暗示读者，改革最终会胜利的。无疑，这种理想化的写作，使得文学变得线性化了、简单化了，肤浅了一些，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二）写作者的英雄情结

80年代的作家普遍将写作重点投放在国有企业领导们身上。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工业主管部门领导，甚至同时兼职政府和企业领导者，成了作品中最常见的人物。他们也必须是很有思想、智力、魄力和战斗力的，是轻易不能让人失望的英雄形象。这是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的一种呼应。80年代是一个追求改革的时代，国家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现代化建设，新旧两种体制冲突激烈。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代表改革前进方向的领导者们，成为鼓舞人心的旗帜，塑造时代英雄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工业文学的普遍选择。英雄情结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文化心理：渴望以英雄为榜样超越自我，希望和英雄一起冲破现实枷锁，和英雄一起破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这也建构了作家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情结，他们奋力为读者塑造出一个个英雄般的国企领导者典型。这一时期的国企领导者，还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进行塑造，他们具有很多领袖的特点。比如，在表现他们的强势和铁腕行为的同时，往往都不忘描写他们与群众的密切融洽关系，展现他们受群众拥护的程度。“文革”中的长期政治运动和斗争，普遍而严重伤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和情绪，也疏离了人们之间的感情，80年代兴起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呼声，感染和鼓舞着民众的情绪。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没有民众的参与。这是作家们的民众意识的自觉，也是一种可贵的人文情怀的具体体现。

（三）叙述模式单一

在前两种情结影响下，必然出现人物塑造上单一叙述模式。英雄是需要考验的，需要对立面人物和力量去和他们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在一种已有设计的系列情境中，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进和后退等矛盾双方，必然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永远时刻有较量和斗争，英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种厉害关系，充满艰难与困境，却‘必然地’会走向成功，所有的改革派无不诉求‘国家’‘人民’的利益，并握有‘科学’的利器”[4]。模式化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正反对比描绘上，8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塑造英雄时，总是会相应地塑造阻碍改革的反面人物。这种模式化还表现为作家对经典的“复制”行为。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设计了霍大道与徐进亭，《乔厂长上任记》设计了乔光朴与冀申，之后，一些作家都有意无意地借鉴和运用了这种模式。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写作习惯，早在“文革”乃至“十七年”时就已形成了。蒋子龙的这种模式，也是当时中国民众文化心理上的比较常见的思维模式，有了这一前提，加上杂糅其作品中的那种企业家独特的“霸气”与魅力，极大地增强了这种写作的效应，使得这类写作成为一时的选择趋势。的确，《乔厂长上任记》的这种二元对立的“遗传因子”在同时代的不少同类作品中都能看到。如《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与丁晓、《三千万》中的丁猛与张安邦、《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与田守诚、《改革者》中的徐枫和魏振国等。这种模式化写作固然揭示了人们对工业化国家理想和时代愿望的急切心情，但毕竟是种对复杂生活的简单处理，遮蔽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复杂性。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和不足，评论界给过不同程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