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立场与历史在场
（一）重返现实主义
中国作家自古就有以文章“经世致用”“诗言志”“兴观群怨”“春秋笔法”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文学对政治、社会、伦理进行现实关照。强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7]的时代与生活书写功能。尽管我们说，文艺作品的功能是多元的、复合的，时代与社会书写功能是重中之重。现代中国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文学道德与现实担当精神，呼唤当代文艺的对人生与时代命题的现实主义回归。
现实主义的人民艺术，要求创作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真实描绘现实生活、反映民生诉求、展示底层生存状态、书写时代语境的社会场景浮世绘。虽然“客观地再现”现实，对受众进行感知上的全面展示是现实主义常用且有效的主题表现方式。但是这种现实表现方式并不仅停留于生活现象的平面展示与细描。优秀的时代作品应该有丰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多向阐释的空间。我们强调艺术创作要表现时代与生活，但同时不能局限于对生活的完全“再现”，而是应该超越具体的现实的生活，杂糅进主体的艺术感悟与思考，发挥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思想、艺术价值的拓深，丰富创作体裁的主题内涵，丰富作为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为受众提供多层面的、富含精神积淀价值的艺术文本。所谓丰富性一般指：蕴藉着使后人从不同视角打开的可能性。事实上，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模仿、简单再现，更要注重主体创造性介入的“表现”功能与价值。作家需要跳出再现的“自然主义”倾向，超越具象直观感知，透过艺术审美的角度来书写人民现实生活与本质。
新时期尤其要有历史在场感，介入人生，更要介入时代，“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1]，要让文艺与时代接壤，反映与书写火热的时代生活。如果规避了对生活与时代现象的历史情怀与理性判断，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是十分可疑的。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主义的弱点就在于过于纤细而琐碎地展示了平庸的日常，以生活的表象尘浮了内在本质的旺盛与坚韧。在零度展示的同时，丧失了对筋骨与力量的信念。先锋文学的失败，也莫过于脱离了现实与人生的关照，过度夸大形式的美学价值，以对形式的偏执性痴迷，忽视了对居于生活与时代的人的生存与精神境遇、内在情怀与生命体验的关照。
（二）历史与历史叙事
以历史在场感投入创作的同时，在历史观上，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唯物观，反对文艺历史虚无主义，在认同作为手法的微观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与文化性价值同时，坚守人民史观。
首先，史学转向与反抗虚无
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研究转向，冲击了新时期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观。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肯定宏观主题，以历史重大事件与英雄人物为着眼点，考察与关照历史的进程与规律，表现为对国家、阶级、革命等宏大命题的认同。自历史学从传统向社会学以及文化学范式转型后，私密微观的个体经验进入了历史史学言说的范畴，这些理论对理解历史的质感与丰厚性具有积极效用。但是当后现代哲学以反“中心”、消解“宏大”与“崇高”的偏激抛弃社会历史本质与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客观实在性的历史观时，理论转向就具有了虚无性与反人类性特点。
历史学研究范式进入文学域，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是法国人雅克·德里达与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自尼采所信奉的“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后，德里达解构了话语意义的整体化计量单位，真实性的单位聚锁到符号与个体。而海登·怀特则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的艺术叙事性入手对历史意义与本质进行了相对主义阐释。但是以内部语言与形式定位本质本身就陷入了阐释的悖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家如何讲述故事——他们发现的哪些事件具有历史新闻价值，值得在他们的故事中提及——这依赖于他们特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义务）、他们的道德视角以及联系于某个特定学科分支的兴趣。”[8]266可见，无论从解释主体的社会文化血脉根源而言，还是语言的社会性根源以及人类社会学、人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言，以“故事”“修辞”“叙事性”来虚化历史叙事的社会属性，企图以形式来剥离文艺对语境意义的关联都是不可行的。怀特还看到了单纯以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语言形式探讨历史“深层次结构性内容”的叙述无根性。所以，当他论述了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与论证模式之后，他也无法回避对文艺的“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尽管这四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饱受争议性的。但是，以叙事行为作为表现实在的形式、以时间碎化直线历史的意义，这种后现代虚无历史观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历史观强调以物质实践而非观念解释历史的客观性，“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9]544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唯物观，抵制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虚无观，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正视民族历史，高度认清人民历史的主导地位、人的实践是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社会物质的互动行为与实践。此外，还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历史，看到“人”与国家与社会民族的归属特征与文化精神属性，“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
其次，微观辩证：作为叙事的历史
当代的微观历史叙事创作方兴未艾。从文学性的坚守而言，作为手法的历史微观叙事具有合理性。“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构成了小说的基调，而文学需要进入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需要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文学性的意味只有这样时刻涌溢而出。……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10]凭借文学叙述、修辞、时间切换艺术以及故事本身，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文学性可以在小叙事层面存在、生成或呈现出来。就文艺的文学性而言，这是具有美学功能的。同样，以小叙事进入历史写作，以复写的形态（histories）将“历史学的主题从社会的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对历史文本中零散的逸闻趣事、偶然事件等流于表象的“社会景观”有着被忽视的文化意味，对其历史内容的话语性阐释可以显示出文本与社会世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重构文本产生的“文化氛围”或“历史语境”。[11]微观历史叙事可以实现文学对文化的一种独特关照。
但是，一部好的微观史作品“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反之，这个故事就可能是“对逸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立足于“奇闻逸事”无法说明更广泛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坚持某种历史发展的视野”。[12]如果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正确的视野，没有或明或暗表露期间的对历史、社会与人民现实生活本质的关照与审视的话，这种零散的逸闻趣事与社会景观的描述，就是无意义负载量的碎片。脱离了坚实历史与大地的历史表述，很可能就是修辞的把玩与个体情绪非理性的流淌。
这就要求我们的历史叙事，“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历史叙事，都需要坚守人民史观，反映与折射社会主流形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须着力构建依托背景呈现实质的宏大叙事或总体叙事”，不可以“孤立讲细节、讲表象、讲局部”，泯灭了历史的庄重性和真实性。[13]我们提倡宏大与微观的叙事艺术结合，提倡以文学的方式，通过个人的悲喜剧，于人性的隐秘深处，于生活边缘抑或断裂的地方管窥历史社会的大格局与大规律；以人物、故事、情节、意象、序列、修辞等带入对时代精神的喜悦、悲伤、静默与共鸣。《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的胜利。它形象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旧的封建制度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中心图画”，“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14]463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描写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与细化的现实生活片段，小人物的故事见证了马贡多小镇一百多年来的兴盛与衰亡，进而折射出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沧桑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战争与和平》以所有个人生活历史的细节的相连得以凝聚作品历史与社会的厚重感，装载着“整个人类的生活”（亨利·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