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把迟子建这部《候鸟的勇敢》看作是一部关于生命、命运或者宿命的小说。迟子建将一部小说置于中篇小说的框架内,一口气写到八万字,这是她五十多部中篇之中最长的一部,完全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心力和用情之投入、执着。我想,迟子建之所以如此,一定是文体的容量,明显已经难以承载思想、精神和形象的意蕴及其叙事格局,使后者无法不凭借作家激情的叙述,冲破窠臼而从旧式文体中逃逸或涨溢出来,生成质朴、醇厚的语境,而呈现巨大的活力,形成文本内部形神之间新的消长、平衡。其实,在很多时候,作家智慧的结构力,不仅体现在叙述中情感的推动力,也来自于理智、理性对写作主体自身不断挑战的勇气。如此说来,真正好的小说文本,并不是简单的世俗的技艺,而是心理、精神和灵魂的多重整合,是叙述“情”和“志”、“意”和“理”的多重契合。所以,任由精神和灵感的奔放,冲决、销蚀或改变文体的常态机制,同样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作家不可或缺的艺术追求。

已经写作三十余年的迟子建,其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每种文体始终都保持着成熟、稳健的态势。如果三种文体比较而言,我感觉迟子建自己最喜爱、写作也最娴熟的,应该还是中篇小说。《白银那》《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地晚餐》《起舞》等等,篇篇都好,令人爱不释手。中篇小说,在迟子建的整体创作上,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存在。虽然,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中并没有这类划分,而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所独有的概念和界定,但它近一个世纪在许多当代作家的写作实践中日臻成熟,形成它自己不可替代的优长。当代的优秀作家,几乎都有杰出的中篇文本,因此,那些对于中篇小说在理论上的种种质疑,就渐渐为中篇文本自身的探索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冲淡。像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迟子建等中国当代作家,近些年都不断有重要的中篇佳作。更重要的是,对于作家而言,在长篇和短篇之间,中篇小说字幅的舒适度,抵抗中庸的框架结构,可能的确会给作家的叙事带来更大的空间张力和表意的可能性。若干年前,我在读《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第三地晚餐》的时候,就非常惊叹和折服于迟子建对中篇小说文体的驾驭自如。叙述既从容不迫,又情节叠压,情感的起伏、人物内心的动荡、故事的舒展,皆为短篇所难容,又避免文本内核或扭结成长篇之拖沓、累赘、烦冗,人物和故事在情节节奏中舒缓推进,如影随形,环环紧扣,摆脱了结构的逼仄,而渐显俊朗和雍容,呈现出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最大的叙述优势。

这里,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这篇《候鸟的勇敢》,应该是迟子建在中篇小说的文体、叙事策略,尤其捕捉现实、人与存在世界关系及其精神生态的新探索。当然,其中对于生命、自然、爱、价值和信仰,及一个时代精神、心理、人性的变异,所做出的勾勒、描摹和审视,仿佛让我们听到了社会历史转型期灵魂之间对话的声音。当然,迟子建是一位不断地谛听这个世界灵魂声音的作家,这一次,她却从候鸟的声音里,再次辨别出这个时代不同的灵魂的声音、形状和走向。大江健三郎在论及小说写作的时候,曾引用《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大江以此作为小说写作的最基本的准则。其实,这的确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因为文学本身不会轻易给一个作家装模作样地把握或拯救世界的机会;如何发现并且能够通报存在世界的复杂、神秘和隽永的意味,并且,传递出这种唯有小说家才可能捕捉到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一个小说家的道德良知,其中还涉及叙事的伦理和灵魂的法则,涉及写作中自由、灵动的情致,以及纵深的历史感和现实的文化视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每一部小说,都可能是有关自然和人生及其形态的《山海经》,这一次,迟子建在人与候鸟的相处中,寻觅到一种独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一个作家怀有小资情调的浅斟低唱,而是一个作家,在大自然中,悉心地发现了一个看似弱小族类的力量,它给所谓作为“万物的灵长”的人类,演示了超越性的、自然的、灵魂的力量,这种“示范”会令我们隐隐不安,会令我们羞愧难当,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勇气和自我救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