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幼小者之真言——《狂人日记》的副题及其他
对于百年前的读者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篇逆天的文本。由于它的幻觉式的自白和反逻辑的叙述，审美话语里奇思突起，传统小说的面容顿失。鲁迅坦言这里有尼采、迦尔洵、安特莱夫的影子，忧患之音深埋其间。后来的研究者以为那文本是驳杂丰富的，甚至从中看出流动着繁多的意象。这作品给人惊讶的感觉，沉眠的内思被其所唤起。而且重要的是，关于“吃人”的发现，似乎冥府里的幽光，惨烈之气的背后，审判了对象世界的同时，也审判了叙述者自身。
多年后，鲁迅在回忆此篇作品时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这种解释影响了后人对于该作品的判断，无意间回避了词语另类的隐含，审美的先锋性所包括的复杂性被一笔带过。小说家的发散思维所指，并未被作者自己陈述出来。
早有人说，鲁迅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的意味[2]，虽然人们并非都认同此点，但其作品的一腔多调，一影多形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个人以为，《狂人日记》除了鲁迅自己承认的反礼教的主题外，还隐含着“对幼小者痛感的凝视”这一副题，这与鲁迅对儿童研究的兴趣有关。只是作品的尼采的味道过浓，掩饰了副题的线索。它类似于卡尔维诺所说的“非线性思维，靠一句格言，靠点状的、互不连接的思想火花来展开故事”[3]。对于传统的文学而言，所写的作品属于非小说的小说，以朴素的方式构建出繁复的话语结构。
我自己在重新阅读鲁迅的日记和相关资料时发现，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的几年间，除了读佛经、抄古碑外，偶有一点翻译。在从事文物研究的同时，也参与过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策划。这六年的翻译内容都与儿童教育有关，日本学者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儿童之好奇心》《社会教育与趣味》和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带来的是认知的新风。传播这些从社会学与心理学出发的儿童教育研究的文章，鲁迅有很深的用意，那些刺激心性的审美之光和对于世界好奇打量的超功利的凝视，在中国少年的教育里是从未有过的。
如此关注儿童问题，可以看出鲁迅的精神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的四个月，《新潮》刊发了鲁迅所译的有岛武郎的小说《与幼小者》。该作品是一篇父亲致子女的信札，对于失去母亲的孩子的诸多祷告和寄语。小说悲哀于孩子不幸的生活，抵挡苦难的独白牵扯出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亮点。
在有岛武郎的文本里，无所不在的担忧感散落在字里行间。厄运到来的时候，父母为孩子们抵挡着风风雨雨。作品里关于医院、病人、死亡的描绘，都在暮色之中，可我们却体味到了无奈中的暖意。当母亲离世时，并没有让孩子来到身边。“因为怕将残酷的死的模样，示给你们的清白的心，使你们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们应当逐日生长起来的灵魂上，留下一些较大的伤痕。使幼儿知道死，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小说的解放幼小者的期许在悲凉之雾里缭绕不已，父母希望自己能够救救孩子，但也鼓励孩子自救。小说的陈述，染有托尔斯泰的气息，诗一般的独白，也带出思想者的爱意。此后不久，鲁迅还译介了有岛武郎的另一篇作品《阿末的死》，也是幼小者不幸的故事。这篇小说在调子上更为凄惨，作者对于十四岁的少女阿末的自杀的描述，笔触沉郁。有岛武郎看到了日本社会结构中对于儿童压迫的不幸事实，在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欢乐之所。在父亲、哥哥相继去世后，由于绝望于环境，自己服毒离世。
这两篇小说的儿童都生活在黑色之中。受到托尔斯泰影响的有岛武郎在作品里不断释放自己的幽思。日本没有中国式的礼教，但社会结构与风俗，有碍于生命价值的存在亦时常可见。命运不幸与家庭不幸，导致孩子的无爱的生活。作者在无声的画面背后，是浩茫的情思，其中《与幼小者》的结尾叹道：
幼小者呵，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4]
《狂人日记》是否受到有岛武郎情绪的感染，作者自己未说，但相关的色调通过辨析还是能够察觉一二。我们对比内在的主旨，当会感到鲁迅文字脉息里的日本文学元素。至少有岛武郎对于孩童世界的关怀之意，渗透在鲁迅的文本里。《狂人日记》的框架总体不同于有岛武郎的两篇作品，受到果戈理的形式的暗示是显然的。但果戈理的作品没有幼小者的话题，这一点或许受益于有岛武郎吧。鲁迅的忧愤明显高于有岛武郎，也非果戈理可以比肩。只是借鉴了有岛武郎的父与子的母题，余者属于自己的独创。在小说的情绪与内觉的变形表述里，还是迦尔洵、安特莱夫的影子居多。加之尼采式的独白的移植，有岛武郎的痕迹自然显得模糊了。
多年来人们一致认为，《狂人日记》呼应了陈独秀等人非孔的思想，目标直指礼教的自身。如果我们沿此延伸下去，就会发现这礼教最大的受害者，是青少年，他们是这种形态的牺牲者。鲁迅从日本作家那里受到暗示，以为警惕对幼小者的吞噬乃知识人的使命。有岛武郎写儿童之苦，有对于命运的防范，没有鲁迅笔下狂人的地狱般的惊恐。这不仅仅是命运的抵抗，而是对于习惯的表述空间的抵抗。狂人的语言既不是士大夫式的，也没有新文化人的书卷气。鲁迅使用了一种看似平白，实则带有反讽结构的语言，它颠覆了孔教下的汉字书写的文脉，精神衔接了天地之气的别样光泽。
和《与幼小者》《阿末的死》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流动着童年经验的痛楚。主人公的年龄是三十多岁，但所写的片段多纠缠着儿时记忆。狂人的少年记忆一片灰色，乃至无所不在的死亡之气。那些奇怪的幻觉有儿童式的色彩，好似儿童画里的变形与夸张。但最根本的是，独白融入了绝望的气息，那是孩子内心灰暗的一幕：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5]
无疑，这是积蓄内心已久的感受的喷吐，小说的幻觉与谈吐，带有病态儿童的感觉。在家庭里，除了死去的妹妹，“我”的年龄最小。母亲、哥哥都参与了“吃人”的过程，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叙述者失望于无爱的青少年教育，他将幼小者受难的经历，象征性地表现出来。即便后来很少小说写作的时候，作者一直在杂文里重复着其间的意象，甚至以清晰的方式向读者解析自己小说朦胧难辨的题旨。不妨说，《狂人日记》是对醒着的人的内心的描述，那是被虐待的受伤的尼采式影子的另一种表达。
与自己熟悉的俄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书写不同，鲁迅在浸染在域外文本之后，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经验的表达。用了果戈理和有岛武郎所未有的惨烈，直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狂人在生活里有两个发现，一是仁义道德“吃人”，二是不仅对象世界“吃人”，而且自己也是“吃人”的人。这时候他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看到“真的人”，但一切都茫然无序。在这个发现之后，经历了惊讶、恐惧、不安，便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从对于“吃人”的发现，到喊出“救救孩子”的声音，鲁迅“人”的思想的本然之色就全部呈现出来了。
在《狂人日记》问世前，《新青年》同人那时候多关心青年、妇女的问题，能够深入了解儿童问题的是周氏兄弟。早期《新青年》关于家庭、性别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几乎没有关于儿童的文章。周作人此前所作《儿童研究》以及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尚未被陈独秀等人列入编辑话题。周作人还没有来北京之前，就与鲁迅通信说过自己的儿童研究心得，两人的互动中，都强化了彼此的见识。《狂人日记》是《新青年》同人里第一篇折射幼小者记忆的小说，儿童研究的心得自然也在文体之间跳跃。小说的感觉多半是非成年的，“月光”“赵家的狗”“狮子式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等词语的闪动，均带有年幼者的印记。但它不是明快的，而是死灭的，在跳跃性的表述里，有着异样的审美韵致。倘若我们从作者对“儿童经验”的点缀里看待这篇作品，小说的副题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鲁迅抨击礼教吃人的主题与凝视幼小者悲苦之状的副题是伴随在一起，且一直延伸在不同语境中的。新文化运动不久，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含的主要内蕴，就是重复《狂人日记》的几个题旨，点明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将此看成他对《狂人日记》后续注释。这些是无意间的重复，为我们了解其心结提供了依据。我们看这些后续的文章，读到了作者对那篇白话小说题旨的照应，直到晚年，这种照应一直存在。他的变中的不变的精神之光，在现实性里延伸到繁复的精神世界中去了。
1925年鲁迅写下的《灯下漫笔》，就指出中国古代的曾经把人不当人的残酷现实。在此，鲁迅再次指出人伦秩序的“吃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6]
《狂人日记》说身边的人“吃人”，后来发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就带有一种罪感。这与卡夫卡对于己身的审视时的眼光有许多相似之地。卡夫卡承认早期教育与身边的犹太教对于自己是失败的，他的恐惧、绝望、不幸，来自于犹太文化畸形的教育[7]。卡夫卡通过对话与自言自语，指出自己的叛逆的表达恰是正襟危坐的伦理逼迫的结果。传统伦常的无差异化教育产生的压迫性，导致了个体生命感受的压抑、痛楚乃至死灭之感。这是中西文化共有的问题。不同的是，卡夫卡经由许多日常的细节表述了这一点。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超越了细节，用的是神秘的精神体验的方式，有一种总括的描述。所以后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的空泛感，乃内省后的真言。
批判旧礼教，是新文化人那时候的主要任务。对于礼教吃人的表述，在吴虞、胡适、陈独秀的文字里亦有。吴虞看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曾联想起历史的沿革里阴森的片段，认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8]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一文也呼应了《狂人日记》的主题，指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9]。这其实比《狂人日记》更为激进，不仅仅说礼教“吃人”，还号召砸掉孔家店，那是彼时知识人痛快之语。扫荡旧遗存里非人道的存在，是整个同人共有的意识。
礼教“吃人”，在《狂人日记》里只是象征性的表达。鲁迅此后所写的杂文，对于“吃人”问题就有深化的描述。他首先注意到幼小者爱的权利的丧失。在爱情问题上，礼教下的中国到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1919年年初所发表的《随感录四十》，鲁迅就爱情、婚姻作了沉痛的陈述，他从青年的来稿里审视到己身的存在，感叹在婚姻问题上，老人的撮合却成了百年盟约。这种强制性的婚姻，使青年失去了爱的愉悦。鲁迅透视这法则的残酷，那结果是无所不在的苦痛和畸形的人生之旅。无爱的婚姻乃反人性的枷锁，所以鲁迅再次勾勒出狂人的心境，并证明这呐喊的合理性：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妇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10]
上述的话似乎也是《狂人日记》的主题再现：对于罪的发现，于是苦闷，于是叫喊。而且鲁迅说要销了这历史的旧账。在论述此话题的时候，作者不经意间重复了《狂人日记》结尾的那句话：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1]
这是《狂人日记》发表七个月后，鲁迅又一次对于“吃人”文化的提及，也是狂人反抗精神的重构。对比两篇作品，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的重复与延伸。这种对于礼教的反叛的主题的复制，恰如尼采对于基督教文明批评的多次回环，乃自己的使命使然。毫不妥协批判旧的不合理的文化遗存，在他们的文字里诞生了强力意志下的精神风暴。
五四运动前后的知识人讨论家庭问题，与传统士大夫的思维完全不同。那突破口是从弱者的视角考虑问题，便把儒家思想的逻辑颠覆了。那些弱者首先是女子，对于女子不幸生活的关注，成为一时的风气。此后，这话题在鲁迅那里一直没有消失过。在传统的礼教结构之中，节烈观更带有残忍性的一面，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中不止一次强调了此点。所谓“仁义道德”的非道德性，就在于让女子未曾有过独立的地位和人的资格。1918年8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之节烈观》，进一步阐释礼教“吃人”的本质。传统道德希望女子为丈夫守节，丈夫可以纳妾、多妻，女子则不能有更多的选择。“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12]这种反人性的规则，纠缠在儒家的语境里，使儒家思想由高远的天际落入封闭之境，是大有问题的。于是鲁迅叹道，我们的道德，在基本取向上出现了问题。那么，什么是合理的道德呢？鲁迅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13]那时候他一再强调“人各有己，自他两利”，就是看到旧道德的非人道性后发出的感慨。说这观点乃《新青年》同人共同认可的伦理观，也是对的。
面对礼教对于弱小女子的摧残，鲁迅的文字带有诅咒般的口吻，通篇有压抑里的突围，仿佛空漠里的寒光一闪。这种韵致在后来的《野草》中被再次放大，成了对于荒诞存在的一种对抗。鲁迅对于礼教下的女性的不幸的描述，在同情中滚动出悲愤之音。这在他的杂文中极为罕见，以致后来在《祝福》里再次流出类似的意象。这篇小说对于礼教“吃人”的话题进一步细节化了。
幼小者的问题在日本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内的话题，在中国则牵扯出幽深的历史记忆。比如父与子的关系，中国就比日本的学者要有更为沉重的历史感。除了女子的不幸外，在父子关系上，传统道德也是窒息人性的一环。父与子间构成的对峙，乃礼教反人性的天然性的再现。《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半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于家庭中的非人性的价值观念提出疑问。他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进化论的参照下，认为在中国的家庭结构里，那时候还不是以幼者为本位，长者一手遮天，让孩子没有自由的天地。家庭伦理中有许多不合人情的地方，这带来了青年的不幸。造成此种病态原因的是，不能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思考问题，将许多存在道学化的理解。当对于一切还在蒙昧主义的层面进行思考的时候，生命个体的价值便空缺了。人是生命，连古人都知道，食色，性也。但后来正当的欲求竟演变成罪感的存在，饮食是罪恶，性交为不净，所以鲁迅叹道：
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14]
在鲁迅眼里，中国的孩子，那时都在黑暗之所，没有光明所在，其实是铁屋子里的不幸者。而这铁屋子，岂不也是囚人的牢笼？伦常噬人于前，风俗阉子于后，人性之光，悉尽于暗。一代代青年窒息于此，被礼教所厄，那么也就没有了明天。
鲁迅笔下的狂人，在一些研究者笔下是觉醒的反叛者。他对于“吃人”的发现不是来自理论，而是生命的感觉。但鲁迅后来解释认知世界的方式时，坦露出狂人式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5]
野史里关于“吃人”与暴政的记载甚多，这是鲁迅借主人翁发出呐喊的依据之一。至于正史里以礼教名义杀人的记载，也颇为众多。所以，对于世界本质的透视，往往是那些反本质主义者们进行的。我们在鲁迅文本里可以看出许多狂人的影子，这些分别在《孤独者》《长明灯》《过客》《墓碣文》等作品里有所体现。我们看这些非常态的人，都经历着炼狱之苦，而且自己背着沉重的罪感。恰是这种在死灭、绝境里，精神的裂变一次次出现：“向自我内部的这种‘抉心自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作者将人性矛盾看作艺术的根本，坚定地向纵深切入，用残酷的自审的压榨促使灵魂的裂变发生”。[16]
熟悉鲁迅作品的人会发现，在多年的写作里，其作品一直存在着两个题旨的交织。一是对不合理的制度的抨击，即制度“吃人”问题；二是为幼小者的未来开路，也就是“救救孩子”的父爱之情。这些思想在《狂人日记》里是观念性的，象征性的，后来的文章所指虽有变化，而内蕴却是一致的，只是更为具体，更有现实的直接性。他所译的域外小说，有许多内容也可以归入这两个题旨中。
域外近代文学里一个重要主题，是个体人对于外在的异己的力量的对抗。这是鲁迅自己最为欣赏的部分。另一方面，童话中对于孩子想象力的描述，也是吸引鲁迅的原因。童话对于黑暗的对抗以及童心的表达，是鲁迅最为看重的内容，中国几千年来被抑制的幼童思维，在他看来是要激活的部分。《狂人日记》之后，鲁迅所译的作品童话比例很大，除了爱罗先珂外，望·霭覃、高尔基、至尔·妙伦、契诃夫等人关于儿童内容的作品，都有分量。
这些童话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出离无聊的漫游，在无趣里建立人的趣味。他后来在《朝花夕拾》里的陈述，一方面在延伸《狂人日记》的韵致，一方面受了域外童话作品的影响，在奇幻的笔墨里，辐射出对抗礼教遗风的忧思。鲁迅的幼小者话题其实直面的是成人世界的恶习，抵挡阴风冷雨的时候，孩提视野里的梦幻方得以昭显。
如果我们在其生命气质里看不到父爱的暖意，真的不能进入其世界最为柔软的地方。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的反“围剿”中，他依然保持对于幼小者的关怀，儿童教育与青年培养的话题常常出现在其文字中。在大量的杂文里，一直不忘对复古主义的警惕，另一方面，时常抨击的就有伪道学的遗风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话语。在鲁迅看来，复古主义与伪道学，以及虚伪的意识形态，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吃人”的精神结构。国民党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国家主义的理念排斥国际主义，不过是麻痹人心的手段。而知识界的读经、复古思潮，与前者的效果颇像，让人变成一种机器。在《新秋杂识》一文中，就感叹国家机器制造者对于孩童的摧残：“然而制造者也决不放手。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17]统治者的统治术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尊孔读经。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官僚界的旧道德的提倡，与明清的统治者差别不大。1935年，鲁迅有感于河南省省长赠送孔子像给日本，直陈传统的惰性之大。他列举袁世凯、孙传芳以来官僚界对于旧道德的推崇，指出奴化教育的可怕。“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18]与民众无关，又让民众服从，那结果就是奴才的出现。当现代统治者借了国家机器推广这类学说的时候，民生的晦气笼罩四野，剩下的只能是“无声的中国”。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没有孩子的喧嚷。但孩子世界的丰富与奇妙，大人往往并不在意。王富仁与钱理群都认为，鲁迅感受事物的方式与表达方式，有儿童的特点[19]。这是对的。鲁迅认为孩子有一种超功利的想象，他们在凡俗里看到花与海，灵魂飞到遥远的星际。那种好奇与敏思有精神哲学的胚胎。鲁迅自己直到成年，依然没有放弃这种感受生活的能力。他晚年对于表现主义艺术的引进，以及浮世绘的点评，恰有上野阳一所云的“好奇心”。世俗的观念毫未污染他的世界。
深味世俗，又远离世俗，便掠过暗云进入澄明世界。他和青年与孩子在一起时朗然的笑声，振落了思想围墙里的杂尘，引来清洁的精神。在身体很弱的时候，依然翻译童话作品，便与恶魔周旋时引来一片绿地。不了解鲁迅的这一点，就无法得知其暖意的部分。鲁迅一生的选择里，“救救孩子”不是口号，乃是行动。他后来与青年人一起搞出版，支持民间的木刻运动，力挺受压的左翼青年，都是非常人能够耕行的功业。他翻译大量童话作品，内含着诸多寄托。但“救救孩子”的内容并非那么简单，随着时光的流逝，鲁迅对于其间的内涵不断扩展着。五四运动前后，是挣脱礼教的束缚；北伐过程，乃鼓励青年到实际中磨炼与自救；日本侵华时期，在反抗异族统治时，又提防国际语境里的主奴意识。他在《上海的儿童》《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诸文里，一再提及《新青年》时期的思想，对于现代教育压抑孩子的智商提出批评：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壮，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20]
对比几十年前写下的《随感录》，思想与情感都惊人地一致，几乎没有一点变化。也就是与他翻译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心境极为相似。在与形形色色人物对峙的时候，鲁迅不忘始初的愿望，而自己童贞般的生命之流，使对手的污染的灵魂露出丑相。
1936年9月23日，鲁迅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再次提及“救救孩子”的话题。他发现，奴性思维不仅仅在内部文化中顽固地存在，面对洋人的时候，主奴的情感方式照例深厚。传统的礼用于对外活动时，扭曲的神态依然不能保持人的尊严：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21]
此时重复“救救孩子”的话，语境已经比先前有所拓展，人的尊严不独在民族内部秩序中适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然。因为有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美关系的对比，鲁迅发现，域外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强制性的文化的抵抗，其实是保持人的独立，他们的反抗一定程度缓解了弱小者的苦痛。而我们的读书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世界主义范围内，同样存在着反抗奴役的使命。世界主义者们也是反对主奴精神的，鲁迅从罗曼·罗兰、巴比塞、纪德那里意识到，各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相似的精神挑战。
在生命最后的时候，鲁迅儿童般的纯真感觉与老到的认知语言，汇成精神的旋涡，散出无穷的内力。《狂人日记》的题旨与左翼精神交织起来，便有了旷远之气。可以发现，这时候他无数次谈及死亡问题，与《新青年》时期不同的是，由对他者的关顾，回到了自身。可是凝视幼小者的目光，依然穿过茫茫的黑夜，照出人间的谎言。以杂文《死》为例，对于生命的终结的思考，已溢出了一般的汉语语境。与《狂人日记》中关注“被死”不同，鲁迅谈的是病死与自然的死。但通篇没有恐惧与消沉，他对于死亡是坦然、平静的。不过在遗嘱涉及孩子的部分，那些忠告与有岛武郎《与幼小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依附于别人，走自己的路。不去求圣，而是普普通通地过活。鲁迅对于儿子的叮嘱，与先前对于青少年的态度，都含着一致的情思。作品《死》流动着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思路，在“吃人”的社会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对抗伪善，不宽恕怨敌，是精神界的战士不能没有的选择。
悲伤于幼者之死，而淡然于己身之亡，鲁迅有着佛一般的慈悲。他知道，惰性的国度，如果不从儿童开始启蒙，那必然在精神的轮回里。作为父亲与长者，没有别的选择，也还是早期所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2]。启蒙时期要这样，革命时期也未尝不该这样。
这是显然的：从新文化运动初始，再到左翼时期，贯穿鲁迅世界的是度己与度人的大德。他在漫长的世间里的奔走与呼号，多么像一个圣者。从《狂人日记》走来的鲁迅，在作品的内外之间，贯通着其世界一个持续的思想。即对于黑暗不妥协的斗争和对于幼小者的爱意。鲁迅以生命之旅，记载了不安于固定的内心寻找新生之路的觉态。这个吃人制度的破坏者，指示了“真的人”的路途。自己留在了黑暗的过去，却把光热传递给了幼小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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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残雪.残雪文学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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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9.
[19]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4.
[20]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4.
[21]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59.
[2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5：145.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作者简介
于苗，副教授，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影视文化创意理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