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领导者形象特点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工业文学创作，在对国企领导者形象塑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如果说，这时期的工业文学作品能够吸引读者，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往往是因为这类作品塑造出的企业家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企业家往往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擅于开拓和进击
80年代，中国的国家和亿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是加快实现现代化进程，而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途径是加快工业发展。在这种关于现代化国家的诸多想象中，国企和国企的领导者最容易成为被想象的对象。而当时的确有许多国企领导者应和着这种时代呼唤，本身就具有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和气质。于是在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中，他们最鲜明的特点是急于改变受“文革”严重影响的企业的落后现状，以铁腕手段大胆进行企业管理上的改革，急切要做好企业的所有工作。蒋子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作者笔下诸多企业家形象，因为都具有这种精神气质，被称为“开拓者家族”。《厂长今年二十六》中的许英杰也具有“进击者的性格”[2]，其他同时期工业题材小说也大都呈现着企业领导者这样的精神气质。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是一个典型的改革家。他把在“文革”中靠造反上来、业务能力不行的干部分流到车间，大胆提拔和重用有才能、曾被打压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企业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撤销了政工组、大庆办等无实际功能和用途的闲散机构；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民主选举领导班子。张锲的《改革者》中，徐枫主动调整C城不合理的工业产业结构，合并工业局，关停经营困难又无发展潜力的工厂，建立新公司，招聘有专长的技术工作人员。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厂长乔光朴，一上任就大胆取消厂里举行的传统的“大会战”形式，组织吸引近万名职工参加业务知识和技能考核、竞赛活动，留下精干人员，把考核不合格的人员组成服务大队做基建和运输工作。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机电局长霍大道大胆引进两条先进自动生产线，到矿山机械厂那里弄到一条底盘铸造自动生产线；当听说国家准备试制六十吨的矿用汽车后，立即设法将任务抢到手。康云、杨长瀛的小说《滚球记》中的美术琉璃厂厂长仇玉珠，排除厂内保守势力影响，独辟蹊径，巧妙地在琉璃工艺制作中融进传统文化元素，把美术琉璃花球研发成为优质名牌产品，为工厂赢得了声誉和效益。柯云路的小说《三千万》中的丁猛任职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他和乔光朴性格相近，善于硬碰硬，不顾对手百般阻挠，在重大工程预算上大气而精明，愣是把无理的“三千万”预算削减一半。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到拖拉机厂任职，大胆整改，敢奖敢罚，不到三年就扭亏为盈，使工厂成为全省上缴利润和创汇率最高的企业。
这种勇于开拓和进击的表现成为一个群体性的共同特点，使得工业题材文学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和魅力。
（二）长于谋划和思考
《改革者》中的徐枫，对将要实施的巨大的“七二五”工程进行了冷静全面的评估，想到了工程建造时和建成之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供应问题，想到了环境保护问题，以及该工程对其他企业造成的负面压力和冲击，并据此得出重工业投资大，盈利小，轻、纺、食品工业在C城更具有优势的判断。这种意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极为难得的。陈冲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中的厂长许英杰富有远见，经过市场调研，预测长毛绒缺货，四处收购囤积长毛绒。《开拓者》中，车篷宽作为省委书记高级干部，又是懂经济的专家，显示了人们在现实中少见的睿智风采，科学统筹运作全省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和方略，规划设计出有特色的、符合省情实际的工业发展道路。《耿耿难眠》中身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杨林，在关注改革，在和对立方进行斗争的同时，更注重考虑如何尊重工人、关心工人，科学处理人和生产的关系，如此从深层次上看重工人的主体地位，这是杨林的一大亮点。也是对同类形象的集中概括。《三千万》中的丁猛沉稳机智，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成功将不科学的预算压缩了一千五百万，同时他不是简单强调领导在企业的作用，还注意引领工人群体的思想觉悟，善于做身边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相比乔光朴一类敢打敢冲、简单粗鲁，上述人员的特点似乎成为国企领导者思想上的新质。实际上，乔光朴们的简单行为背后往往是大智慧，他们处处表现出先发制人策略，都是基于对形势和环境的精心判断。丁猛们的沉稳只是改革者的另一面表现，是改革进入到一个更深层面后的自然反应。他们共同体现了整个80年代的国企领导者的某一方面特点。
（三）敬于公心和奉献
8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国企领导者们显现了以国家为重、事业为重的精神境界。短篇小说《操刀一割》叙事线索是如何对待长期旷工的三名青工，故事特殊性在于，其中一名为有恃无恐的干部子弟，副厂长郑云铮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抵制了厂党委书记刘贤等人的阻挠，坚持开除违纪的干部子弟。吕雷的《火红的云霞》中的厂长梁霄，面对曾有恩于自己的老上级，公正无私行事，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妻子文洁淼私自从车队拉走了两方木材，梁霄毫不犹豫地按规定处分了妻子。他体贴五户无房的夫妇，将厂长楼里最好的几个单元分给了他们，而他作为一厂之长却住在厂办公室里，真正以厂为家了。《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副部长），不奢侈讲究，不混日子，整天投入到重工部的工作当中，务实精干，始终站在国家的高度思索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良方。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刻画了电业局干部傅连山为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现代管理制度敢于与地方官员博弈斗争的故事，虽是悲剧，却凸显了傅连山的无畏精神。
敬于公心和奉献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包括企业领导干部的本质特点，但毕竟经过“文革”，工厂领导层人员及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正之风多有体现。这种对公心和奉献精神的看重，既是80年代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作家们的一种想象。联系到90年代及以后的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许多国企领导者的贪婪和丑陋，人们愈发领悟了这一时期所塑造的国企领导者这种精神的时代内涵和价值。
（四）关心善待普通工人
《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关心职工，整天与工人们一起，职工爱戴他。听说乔光朴被撤职，工人强烈反对，准备派代表去市委反映意见。《火红的云霞》在梁霄要被调走时，工人群众自发前来送行。《拜年》中，胡万通对工作没有热情，貌似憨厚，却很有心计，精通人际关系，新年上班头一天，早早在厂大门口扫地，笑着向每一位干部职工拜年，而调度室主任冷占国虽为业务好手，但不会来事，不懂人情世故，故事的结局，人事安排上，胡万通抢得先机。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中，许英杰是一位善待群众的干部，一年中实实在在为大家做事情，群众对他很认可，面对他要辞职的场面，全体职工都舍不得，表达了对他的敬意。《沉重的翅膀》中，厂长陈咏明进行改革同时，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群众很感动。柯云路小说《耿耿难眠》中的党委书记杨林，经常打开老工人的饭盒，了解群众生活。
关心群众，本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内一种传统。但在新时期之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一些工业题材小说往往关注于工厂生产任务、科研项目的完成，以及完成工作过程中对人的思想改造教育，对人的正常生活需求予以忽视。80年代这类作品中，尽管强调的是领导们的改革行为，但同时逐渐开始描写他们关心群众生活的一面，使得这类文学呈现了一些生活气息，在这其中，领导者身上的人性的东西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挥发，为后来的文学持续深入挖掘和表现人性、人情产生了一定影响。
概括上述企业家的特点并不难，因为这些企业家在精神层面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但多少有些尴尬的是，上述关于企业家特点的关键词性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不像是说企业家的，倒更像对我们常说的一般意义上党政干部的一些标准内涵的界定。但若还原到80年代，我们又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替换这些概括的话语。这也恰好揭示了80年代的一些特殊的时代背景。80年代（也包含“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的几年）的中国社会整体来说，虽是一直在对“文革”进行强烈的反拨，但国民仍然在思想上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观念，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未有丝毫减弱，对国家、民族、社会，对理想、精神、价值，甚至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思辨等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兴趣和同时进行相关问题的探寻、判断、构建的意识。80年代“改革文学”塑造的国企干部和领导者形象的一些基本精神内涵，是源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有着坚实的社会根基。80年代很多的国企领导者都有一定的革命经历，很多人就是革命干部，这就形成了一批极为特殊的“中国式”的“国有”企业家群体。他们多是工农出身（有少数知识分子），信仰革命，有过丰富人生经历，读过一些书，有相当的洞察社会能力和社会实践经验。他们初心未变，曾经的被打压和不得志，使得他们很珍惜眼前的工作机会，他们急于补回“文革”中的损失，以不同寻常的精神和状态投入事业中，成为时代改革大潮的先锋者和主导者。而且，由于当时企业为“国营”的，政企不分，往往出现身为政府官员者直接抓企业的现象，前述的一些国企领导，如《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三千万》中的丁猛、《改革者》中的徐枫和陈春柱、《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等，都有政府官员的经历或者一直就是官员。这种“政治家”加“企业家”混为一体的情形就是80年代的国企的特殊之处，出现上述特点的概括就不足以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