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作品

布拉格，是什么样子，照片上看，很精致，很漂亮，不过，提到米兰·昆德拉，我想到的总是，读大学时，光线不足的宿舍，我是在那里读的这些书。宿舍很狭小，中间有一排公用的桌子，两边是上下床，一个房间有八个人。走廊里混合着水房里飘出的各种气味，某位老兄拖鞋与水泥地摩擦的慵懒声音，还有录音机放出的流行歌曲。我们宿舍里曾有一台破录音机，循环不断放送的是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我的书都堆在床下的纸箱和皮箱里，每个学期结束带回家，有时候撑不到一个学期，父亲到市里出差时也会帮我捎回去一些。在这样的环境中，坐在书桌前看书显然不大适合（那书桌的更主要功能是打牌），每个人都是躺在床上——这算是私人空间——看书。这个学校显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清华、北大学生那种要到图书馆抢座位的情形，我从来没有见过，尽管这里图书馆座位很少，但请放心，座位不用抢，除了完成老师的作业，好像没有谁喜欢泡在这里。这个学校里，下了课，女生们都花枝招展地买零食或会情人去了；男生们是打扑克，逛大街，看录像，踢足球。这些事，我都不大在行，我所能做的只有在城市街巷中漫游，在教室里写作（教室里常常还有一位女同学，在抄写、背诵英语单词，偶尔，我们会聊两句，然后又接着各做各的事情），在宿舍的床上看书。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比之前少了很多禁忌，或者说，潮水涌来，再也挡不住了。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估计很难在中国顺利出版。尽管到了90年代，书上还印着“内部发行”，但这只是标签，有一阵子他的书摆满街头的书摊。这批作品大部分是放在“作家参考丛书”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32开本，压膜的封面，印制比较简陋，但是封面设计醒目、有特点。我不知道，那几年它共印了几次印了多少，我看的第一本昆德拉的小说是《生活在别处》。昆德拉，何许人也，知道不多，盛传他的小说里性描写很多。那时候，写“性”成了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佐料，亨利·米勒的书印得花花绿绿，到处都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反复被盗印，我买了一本，看完后塞到床下，没过几天就被同学偷走了。所谓的“陕军东征”那些作品，《废都》《白鹿原》，等等，好像都在比赛把“性”写得惊世骇俗。可是，昆德拉的小说，我一看，就是蜻蜓点水嘛，大失所望。失望之后，发现我没有看懂，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书里有大段的议论或曰哲学思考，这叫写小说？继续读他的其他作品，仿佛又明白了一点什么，特别是看到极权主义下人的扭曲、惊惧和不同选择，似乎也不难理解。当时还有一股昆德拉的语言潮流。比如“媚俗”这个词，不知多么频繁地出现在论文中、媒体里。那是一个商品大潮刚刚开闸的时代，人人一面洋洋自得地“媚俗”，一面故作高雅地批判它，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昆德拉的小说题目，也变成流行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大家不问究竟，脱口而出。

十多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米兰·昆德拉作品的新译本，我相信从准确度上，它们更可信，可是看到有教授出来辩书名，觉得他可能陷进昆德拉引用的那句犹太谚语中了：“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为了告别的聚会》译为《告别圆舞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许都更符合作者的原意，可是，他忘记了，人们的情感记忆中早已接纳了前面译名的语言节奏，语言除准确之外，语感、语调甚至美感更重要。当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韩少功、韩刚译的，教授跟作家争辩语言，你说读者会更相信谁？我真担心是自取其辱。是啊，《告别圆舞曲》或许更体现昆德拉对作品音乐性的思考，然而，总让人想到这是一部古典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相反相成中有一种语言的张力。这是多么棒的书名，当年，我还曾送给一个女生一本这书，就是看中这个书名，结果，未曾“告别”成功，后来天天“聚会”。人，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

我追随昆德拉阅读，一直到前两年他的《庆祝无意义》，很难说昆德拉就是多么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小说论，对我是产生过很大冲击的，它们动摇了我过去接受的很多思想教育，动摇了固有的、单一的小说观念。昆德拉说过：“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它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人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39页，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1版4印本。本文也是《小说的艺术》最后一章，但我对比了孟湄、董强和韩译三种译本，决定还是选用韩译）他还说：“小说的母亲不是穷理尽性，而是幽默。”并强调：“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同前，第340、344-345页）这些观点渗透在他的那些谈论“小说的艺术”的随笔中，《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我认为这些作品的贡献不低于昆德拉的小说。我最初读《被背叛的遗嘱》，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那个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有昆德拉黑白照片，那张面孔似乎很特别。孟湄的译文有些疙疙瘩瘩，但是，还是震撼了我。我明白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好小说，伟大的小说。这些随笔，比大多数中外学者的“文学理论”更让我领悟文学的真谛。读那本书时，大概正是世纪之交，2003年余中先的新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我也读了好几遍。它直接诱发了我的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有昆德拉树立的这些标准，我对阅读的中国当代小说有了一点点感受和判断，也充满激情地写下一篇篇阅读感受。这要感谢昆德拉，连文章该如何分章节，调整节奏，并形成统一格局，教我的师傅都是昆德拉。

甚至在我的第一本书后记中都能找到阅读昆德拉的痕迹，这篇写于2001年1月1日，也就是新世纪第一天的后记中，我直接引用昆德拉的话：

巴金的许多岁月是和我们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对此，巴金感到羞愧，我们就可以大言不惭？这令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一段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被背叛的遗嘱》第222页）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今天烟消雾散就去嘲笑昨天还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说这些并非是推卸历史责任，而只是强调对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历史环境的了解和认识的必要，对巴金也同样，我们不需要造神，但更不应随便将我们精神和思想文化上应有的积累一笔勾销。（《另一个巴金》第225-226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回想自己四十年的阅读，我觉得与“在雾中前行”的比喻很贴近，很多书，最初接触时，我并不十分明了，读过了也不见得清楚，但是，在大家一路相伴前行中，偶尔回头时，雾消云散，一切都明晰了。这也不等于说，当年的相遇都是错误的，每一段经历都有不可替代的记忆，经历就是不枉的财富，彼时彼地的体验照样值得珍惜。回首来时路，那些带给我深深记忆的书，不可胜数。比如有两套全集，一直与我相伴，《鲁迅全集》《巴金全集》，它们是我精神的水源。还有的书，带着记忆的伤痕，我不敢轻易翻起，比如赵振江译的两本洛尔卡的诗集《深歌与谣曲》与《诗人在纽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版），2012年3月，我在季风书园买的，放在枕边断断续续地读着。当年，8月3日清晨，我得到爷爷去世的噩耗，而前一天晚上，我读的就是这诗集，我再也不敢翻开它。近六年过去，我最近才有勇气读下去，读到的一首居然是：“谁能说曾见过你并在什么时候？/被照亮的黑暗令人痛心疾首！/钟表和风同时发出声响/当失去你的黎明升起在东方。”（《悼何塞·德·西里亚·伊·埃斯卡兰特》，《诗人在纽约》第275页）爷爷去世在“黎明”即将升起时，也是上海台风来袭时，文字与心情，有时候真有一种冥冥中的牵扯。记得那天，在机场候机，我发出这样一则微博：

多少年前，他用借来的小学课本教我最初认字：人，口，手，山，石，土，田……前几年，眼睛失明，我的书他都读不了。今天清晨，他突然离去。他是我的爷爷，一个月前还跟我说，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还做过日本人的劳工，现在终于结束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劳役，祝福他从此快乐。正赶回家乡路上，据说那里大雨倾盆……（8月3日13：06来自Android客户端）

那一刻，记忆和情感，再一次照亮了最初的路。

原载《海燕》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