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乡孩子的阅读起点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张爱玲《金锁记》的著名开篇，朋友命我回顾一下四十年来的读写情况，陈旧而模糊，倒不觉得，欢愉和凄凉，也谈不上。四十年前，老家小曲屯初冬田垄上升起的薄雾，通往镇上的大路两旁的晨霜，在脑海里清晰如昨。只是，四十年的时光漫长得无法丈量，我已经看不清自己当年的模样。那时，我虚岁六岁，房前屋后玩泥巴的年龄。是真的泥巴，团成一团，捏成一个碗的形状，用尽力气，摔到地上，砰的一声，中心的泥土膨胀而出，谁中间摔出的洞大，就算谁赢。这个游戏，我们叫“摔娃娃”。农村孩子是“泥巴孩”，手上身上常常沾满泥。不到入学读书时，父母很少有什么“学前教育”，更未听说过“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话，那段日子，就是孙猴子的花果山岁月。
四十年前，我应该会写几个字，也渴望读书了。跟我一起的玩伴都比我年龄大，他们上学了，放学归来也不漫山遍野撒欢了，而是静静在做一个叫“作业”的东西。本来大家热热闹闹做混世魔王，现在剩下我孤家寡人，这怎么行？我也要像他们一样读书、写字，模仿他们做作业，没有人布置，我自己安排。识字的隐秘快乐与混世魔王的生活无缝对接，尽管只会写百八字，我很快就用来“写标语”，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写上“某某某是大坏蛋”，“蛋”字不会写，问上了学的小伙伴，歪歪扭扭写上去。趁着晌午人们都在睡午觉，我蹑手蹑脚地贴到邻居家的后门上。做坏事的兴奋，像喝了好酒，从嗓子眼爽到脚后跟。
家里有些书刊，我只能一知半解地猜一猜图画的意思，这让我很不甘心。记得，每年都有一本细长的《农家历》，有节令、农时和生活常识，等等，这些都跟日常生活有关，大人们经常翻动，我在一旁也跃跃欲试。小人书对我是更大的诱惑，《大闹天宫》《鲁智深》两本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我央求大人们一遍遍地给我讲上面的故事，烂熟于胸还百听不厌，自己不识字不能自由阅读还是很扫兴。两本《看图识字》，是爸爸出差时买的，窄窄的横翻本，彩色印刷。上面有火车、电车、公共汽车、飞船，等等，还有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之类，对于玩泥巴的小孩来说，这些都是天宫里的事物，它们离我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我熟悉的，是鸡、鸭、牛、马、猪，是蝴蝶、蜻蜓、稻田、小溪……显然，两本小册子里的“新世界”对我诱惑更大，我由此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旁边的汉字。转过年，七岁了，通常都是八岁上学。这时，爷爷从亲戚那里给我借来语文课本，开始教我识字。第一课是“人、口、手、山、石、土、田”，接下来是“春天来了……”人生识字忧患始，不，我很兴奋，我可以自己看书啦，由此，更广阔的世界才慢慢地向我展开。
作为一个外省孩子，不是“省”，是外乡，文化上讲的偏僻外乡，我的阅读始终与最前沿的文化环境不同步。比如，当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时，我的阅读说不定还在过去的时代中。上小学时，我的课外读物里竟然有五卷《毛泽东选集》，以及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材料，还有那个年代的《红旗》杂志。这是爷爷的书，能够找到的书也很少，我饥不择食，“有啥吃啥”。当《读书》杂志已在大呼“读书无禁区”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份杂志，我读到这篇文章，是在它发表的十五六年后，它已成为研究资料。再如，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潮起云涌，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高中，我才有机会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有一份历史地图摊在面前，让你把握方向、掌握趋势，沿着康庄大道向前走。虽说众流归大海，可是默默地独自流淌的小溪还是很多，历史从来都不是单一层面推进，地域、阶层、个人境况的差别都会体现在各自的境遇上。阅读的不同步，还有个人性格和选择上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疯狂流行的琼瑶、三毛，金庸古龙的武侠以及汪国真，等等，我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那个时候，我的心思在另外一些阅读对象上。
乡下、城镇里，新华书店里出售的书非常有限，完备的图书馆也不存在，我的阅读偶然性很大，与哪一本书相遇，仿佛是命定。我们镇上的供销社文化柜台里，摆着一本《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版），好几年都无人问津。我要找的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巴金这些人的书，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张爱玲”的人是谁。那时，张爱玲在学界早已是大红人，可是乡间一片宁静听不到那些喧闹的学术锣鼓。柜台里的书，长久不更新，我实在没书可买，才买本《传奇》充数。书前书后，都没有介绍，我读了一两篇，又觉莫名其妙，后悔错买了一本书。念高中时，张爱玲的书成了大众读物，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畅销一时。哟，这不就是写《传奇》的那个莫名其妙的人吗，有眼不识祖师奶奶……当这个现实由最初的“外乡”文化环境养成后，随着我渐渐向城市和文化中心移动，我的性格中也形成了远离流行的意识，最初可能有些是反叛式的拒绝，现在则是理性的自决，特别是文化多元化之后，沉渣泛起，我不能照单全收，只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书。
行走在大地上，哪怕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也不可能彻底远离春夏秋冬，春花秋月会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生活。书店可获不多，邮局订阅的刊物却送来最早的春风。感谢父亲，他订了不少刊物，《大众电影》《美化生活》《八小时以外》，还有旅游杂志，我不识字时，早已翻来翻去。它们再次提醒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读书后，他又继续给我订不同的刊物。我订过《新少年》《少年科学》《中学生》，在镇上的邮局买《散文世界》《中学生阅读》。“舌苔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家里开始订阅《人民文学》；上高中前的暑假，我从镇上的文化站借了几年里的《小说选刊》，把当时走红的中短篇小说看了一遍。上高中后，我又是《收获》的长期订户，并在我们县城的邮局每期追着买《随笔》，看过之后，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还经常讨论。在这里，我似乎又没有脱离某种文化潮流，而是渐渐在向它的中心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