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寻找：心灵隔膜与理念冲突
在小说中，一共有三位各具代表性的母亲形象，相较而言，父亲形象的展示相对阙如，因而，一代父母的角色与概念，在小说中主要由母亲承担与涵盖。小说主要线索人物“我”，受在国外留学的儿子的委托，寻找他久已失联的高中同学张展。虽然对于儿子的要求也有诸多不解和私心里的抱怨，但像所有“中国的独生子女妈妈，子女任何一个小小的要求，在她们心里都是一场风暴”。如同一个永不可解的魔咒，即使远隔万里，孩子的愿望仍是她生活的重中之重。此细节颇具普遍性意味，从此意义而言，“我”可谓一位“普通妈妈”。此外，给予张展生命，同时给予他诸多痛苦与负面影响的“亲生妈妈”，以及张展异地上学时承担起照料监督责任的“交换妈妈”，在作者精细的笔致下，成为当下极具典型意义的三类“妈妈”形象。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姿态介入孩子的生命当中，全方位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孩子的成长轨迹。作者正是通过她们应对孩子的言行心态的典型化描写，为父母推开了一扇坦露着儿女成长印痕的心门，也为读者打造了一窥当今社会亲子关系真相的魔镜。
在常人观念中，“我”是一个典型的“好妈妈”。对待儿子可谓全天候地陪伴，全身心地关注，无保留地关爱，不遗余力地帮助，但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在阅读儿子日记及联想往日情景之后，却于懵然中惊觉，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儿子，甚至在很多方面，自己与孩子完全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儿子青春期爱情萌动时“辗转反侧，痛哭流涕”[5]的痛苦，与同学朋友交往的情景与经历，甚至儿子情绪波动的缘由、心理变化的原因、身心成长的迷茫与探索……作为母亲的“我”，也多如蒙鼓中，特别是从儿子当初有意告知妈妈张展家错误地址等细节，我们更可看出，表面胶着的母子关系之间所深隐的疏离与隔膜。而此种关系状态，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亲子关系中，是一种极具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常态。父母过分的关爱、保护与期望，常常变成了无形的干涉、压力甚至侵犯，换来的是孩子的防范、戒备、遮饰乃至厌烦、欺瞒。而张展的亲生母亲，则是另一类父母的典型。他们将官场仕途的成功作为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为此不惜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可以将年幼的孩子寄放在外婆家，可以放弃陪伴孩子的所有责任与义务，甚至在张展表姐被上级开车撞死时，为了讨好领导，竟打压全家让他们三缄其口，毫不理会目睹这一事件的张展所遭受的情感打击与心灵戕害；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自己的世俗标准，严苛无情地要求着张展，从张展的性格，到他的学习，再到他的绘画爱好，他的交友情况，他们无不力图置于自己的现实框架中进行自以为是的规制与不容分说的改造，一旦孩子稍有违逆，便大发雷霆甚至暴力相向；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从不曾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与感受，张展的离家出走、与流浪女结伴以及为女同学画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大逆不道，常轻率而主观地认定孩子怪异、叛逆甚至品德败坏。而张展的“交换妈妈”，本身是一个私心甚重的小官员，为给自己孩子换取异地求学时的照顾，她才承担起照顾张展的职责。这样一个“交换妈妈”，自然毫无父母之爱心，而在她自以为是的对张展的关照中，又屡屡遭到张展的冷淡与拒绝，因而对于张展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对绘画的热衷与痴迷，还是与同学的聚会欢闹，她都严厉地予以禁止，不分青红皂白地判其胡闹。她不由分说地悉数收缴了张展的绘画工具，甚至粗暴地将生日蛋糕砸在聚会同学的身上，而对于张展与发廊女的交往，她更是痛心疾首，妄加揣度。因而在她的描述中，张展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孩子，甚至是“杂碎”“畜生”“社会渣滓”。此外，小说中还简短插叙另一类妈妈，“她把所有阳光都给了外面，回到家就是个疯子”。[6]她的亲生女儿朵朵哭诉：“从小到大，她除了管我打我骂我，就没说过一句温暖的话。”而这位一旦女儿犯了错，“关在屋里一打就是两小时”的妈妈，打女儿的理由一是因为“对他们好，当然不给他们好脸儿”。[7]另外竟是为报复“自私透顶”的丈夫，“发泄命运对她的不公”。[8]而其畸形心态的根源，“我”一言而蔽之：“你爱的是你的女儿，而不是朵朵”——将儿女当作自己的私人“物品”而非独立平等的“人”，此为当今很多父母内隐而蔽固的心态。
谈到创作体会时，孙惠芬坦承：“伴随儿子成长的这个母亲角色”在创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说“没有这么些年来与儿子搏斗的疼痛和与周边环境搏斗的切身感受，根本就写不了它”。[9]这一方面坦承了亲子关系中无可回避的矛盾与痛苦，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个优秀作家深厚生活经验的积累，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但于丰厚鲜活经验之上所养成的敏锐的问题意识，自觉的理性思索，深刻的认识能力，独到的观照视角以及深厚的艺术传达功力，才是赋予文学作品独特而深广的透视维度与现实意义的主观条件与根本保障。透过这几位妈妈不同的身份性格，各异亲子关系的模式，作者把握住了其言行之中的共通心性，通过几种“类型化典型”的塑造，概括表现出当今绝大多数父母处理亲子关系的通常状态：将自己诸多的主观“欲望”，无论是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现实世俗的追求目标、毫无依据的对孩子的期望，抑或是成人世界是非莫辨的通行标准与繁杂无尽的各种欲求，不由分说地强加于孩子身上。“当然这里有环境的因素，在人人都在追逐文明、都在扩张欲望的开放时代，父母也是受害者。”[10]但这种以爱和教育的名义强制孩子的做法，带给他们的是重负、挤压甚至扭曲。父母无意之间成为伤害孩子的“同谋”甚至“主犯”。在谈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经验与遗憾时，孙惠芬恳切而坦诚地说：“孩子最需要的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焦虑和恐惧的祥和环境，然而我和我们同时代父母一样，因望子成龙心切，往往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释放了太多的焦虑、不安和恐惧，因而或多或少给孩子留下负面的记忆影像。”[11]这也正是此部小说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它警醒更多的父母反思自己的育儿理念，理性回溯孩子生命与心灵的成长历程，真正寻回父母之爱与家庭教育的真谛。
《寻找张展》艺术构思的巧妙与传达的有力，凸显于作品表层叙事与内在意蕴的多重比照中。外在形式而言，上部“寻找”中不同人关于张展印象的表述，与下部“张展”中主人公经历心迹的自述，及其所呈现的强烈反差，构成了鲜明对照，令读者在震惊之余，会更为自觉地直面当今中国的代际关系状况，冷静而理性地思索其所透视的深层社会问题。内在意蕴而言，上部“寻找”中，同龄孩子故事的彼此映衬，不同父母典型的相互比照，全面涵盖了一代父母与孩子的共同生活与彼此“造就”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彼此间的隔膜、遮饰、误解甚至欺骗、伤害等。其行文的深远性与广泛意义在于，这种“寻找”，既是父母对孩子过往的重新寻找，亦是父母对自我角色的再度寻找。张展在“我”的头脑中，初始时“没有身高，没有五官”，只是儿子读中学时会提到的一个名字。但在头绪纷繁、纡曲费力的寻找过程中，张展的形象渐渐丰满立体起来，时时牵引着“我”的情感与思绪，并和自己儿子的重要人生成长阶段相互纠缠、印证，彼此渗透、影响，让“我”在两个孩子的相互比照中，不断撼动并更新着作为母亲的感性认知，因而探究张展“异常”成长轨迹的过程，同时也是还原自己儿子完整形象的过程。表面反差巨大的所谓“异常”与“正常”的两个孩子的故事，合成为一代孩子成长的立体影像，经过复杂微妙的成长历程的“90后”一代，被从全新的视角清晰而丰满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