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因素
分析80年代的工业文学创作得失，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如囿于“十七年”工业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式，没有完全走出“文革”文学的阴影，文学观念落后，作者队伍素养有待提高，等等，对此本文完全认同。同时又感到，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值得我们注意。
（一）充满着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语境
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真正的工业或企业的改革发生在90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80年代的“工业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文学叙述，而不是完全的经验叙述。
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化国家，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政治诉求。不难理解，在中国，这种诉求比较强烈地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是在“文革”刚结束的80年代。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最强烈最急迫的心声。在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工业化的龙头。依据广泛的社会认识，国有企业是现代化工业化的主要载体和想象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最能唤起民众对于现代化的理想追求热情的，除了强人政治的代表如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府机关群体（这在当时比较普遍），再就是国有企业领导者形象了。
把领导者形象限定在“国企”的范围，是基于80年代文学表现的历史真实，也是我们试图对80年代的深入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企业国有化程度，我们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绝大多数企业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国企”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实力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也承担着实现国家“四化”的最大任务。企业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文革”结束后，人们迫切希望重拾实现“四化”理想，自然就把希冀的目光投射到这个领域，投射到能左右国有企业命运的企业领导者身上。实现现代化显然是一种政治使命，企业领导者也必须有政治家的思想和灵魂。联想到后来国企大量转制和分流甚至解体时，“现实主义冲击波”所描摹的另一种风光不再、疲于奔波、窘迫万分的国企领导者形象，我们似乎就更加懂得了80年代国有企业家们的地位。在他们身上聚集着人们对现代化的种种想象，或者说，人们把对现代化的所有想象也都演绎到了企业家们身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理论，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关于追求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想象认知。民族国家是“透过共同的想象，尤其是经由某种叙述、表演与再现方式，将日常事件通过报纸和小说传播，强化大家在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将彼此共通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同质化的社群”[5]，80年代正是最易发生想象与叙述的时代。文学恰恰是可以成为重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有力形式。因此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是一次突出的有关民族国家想象的具体实践。80年代的工业文学对国企领导形象的塑造尽管有诸多缺点，但这些形象又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批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形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们仍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二）强烈焦灼的身份意识
与此相关，这样一种民族国家想象是一种急迫的、亢奋的想象，于是，工业在国家的传统地位，国有企业中工人的似乎天然拥有的主人公意识，都催生了工业题材文学写作者的一种焦灼的身份意识。80年代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者大多数是来自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或者有过企业实践体验的人，他们很容易建构这种相同的身份意识或文化认同。
身份是人对自己与社会或某一种文化的关系判断。身份意识与国家、民族、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有时属于多个群体，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他会选择认同其中某一身份作为重要的指向。更多的时候是人对自己多年形成的稳定的身份的习惯与默认，或者在受到特定力量影响冲击后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应该说，80年代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适宜想象的时代。而工业题材文学作家此时最易产生一种与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意识，往往以主人的姿态思考看待眼前的一切，把很多事情内化成为自己的事情。在这样一种身份意识下，作家会情不自禁地以“大我”的、公共的视角进行想象和叙述，而容易忽略或收回纯粹独立的、个人化的眼光和叙述擅长，也容易淡化应有的历史意识，缩小创作上的差异程度，这样，他们的写作会出现彼此的相似相近，甚至出现“复刻”现象；他们会习惯地把注意力放在故事中的一个具体项目、重要工程、重要任务的发生始末的叙述中，对人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情感的刻画反而投入不足。与此相对应，当时的许多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作者如贾平凹等，就没有这么强烈的身份意识，甚至他们更有意开始以“民间立场”和个人视角进行写作，有意无意疏离和解析“史诗”性的写作规范，这类作家往往能够以一种从容、细腻迟缓的状态进行写作。他们没有太多的包袱，他们去写实实在在的“陈奂生”、去写“乡场上”“旮旯里”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工业文学的创作者这种焦灼的身份意识甚至影响了以后的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工业写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工业题材文学虽有一定发展，但更多的时候处于徘徊之中。工业题材文学需要一种独立而淡定的姿态来写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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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原载日本爱知大学学术刊物《国研纪要》2018年2月
【注释】
[1]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272页。
[2]朱狄：《美学·艺术·灵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9页。
[3]郑钦镛，李翔德：《中国美学史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39页。
[4]艾青：《诗人必须说真话》，《南方日报》1979年3月11日。
[5]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
[6]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72页。
[7]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72页。
[8]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74页。
[9]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10]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11]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12]《人民文学》“卷首语”，2016年第7期。
[13]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98页。
[14]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99页。
[15]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198页。
[16]孙惠芬：《他就在那儿》，载《长篇小说选刊》，2017（4）。
[17]《人民文学》“卷首语”，2016年第7期。
[18]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65页。
[19]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20]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21]逄春阶：《孙惠芬：我们和孩子都在同一条船上》，《大众日报》2016年8月19日。
[22]邵杨：《国产动画的文化传统重构》，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2。
[23]饶曙光、常伶俐：《互联网时代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与美学》，载《中国文艺评论》2017（12），34页。
[24]高薇华、青语潇：《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动画片创作的历史、现状及趋势1926—2008》，载《现代传播》2010（9），61页。
[25]胡惠林：《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
[26]夏莹：《中国动漫电影的民族性话语构建：困境及其出路》，《文艺研究》2017（10）：20。
[27]陈一愚：《试析〈功夫熊猫〉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转换》，载《安徽文学》2009（5），346页。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页。
[29]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黄荭，唐洋洋，张亦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30]迟子建：《伤怀之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