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馆和酒精

酒馆和酒精

对于居家稍显局促的民众,酒馆算是自家的半个客厅。周末下班后,三五好友会约定一家酒馆,在里面喝酒聊天。他们最爱聊足球队的比赛表现。一位老者长得十分圆润,讲起话来手舞足蹈,如同一只圆肚大蜘蛛。听者表情丰富。在聊起足球教练中场换人是否得当时,争论随之而起。那热闹劲儿犹如几个约翰牛凑在了一起。约翰牛是英国人自嘲的胖老头形象,身上具有直率、滑稽和热情的性格。说话粗鲁者是真约翰牛,容易发怒者是成长期的约翰牛,不懂附庸风雅者是乡村约翰牛。争论累了,有人会站起来为大家买酒,提议碰杯,相当于握手言和。啤酒喝到一定程度,会对一切都满意。最后总会有人说:“生活嘛,嗯,正常。”算是告一段落,然后醺醺然地走出酒馆。

酒馆的英文是“Public House”,简称“Pub”。8 万多家酒馆遍布英国的城市和乡村。伦敦舰队街上的老酒馆Ye Olde Cheshire Cheese 从17 世纪开业一直经营到现在。酒馆入口位于巷内。走进小巷,右侧墙壁上有酒馆编年史和菜单,让你不由得产生一种虚幻,再次确认自己是否在跟着阿瑟·柯南·道尔的脚步,走进了同一家酒馆。这位侦探作家经常来这里喝酒。我推开陈旧的木门,里面有些昏暗。各种酒瓶在幽幽灯光下亮着边缘,不深不浅,恰好勾勒出黑暗的轮廓。更多光线尚未抵达粗大厚重的桌椅时,就被黑暗吸收掉了。酒馆里的灯光也故意调得有些朦胧,有助于酒客放松心情。语言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1746 年搬到了附近的高夫广场(Gough Square)后,也经常来这里喝酒。他的名言流传至今:“酒馆椅子就是人类幸福的王座。”

我在伦敦采访一位古建筑专家时,他特意把采访地点选在了酒馆。这是一个轻松的环境。我抵达酒馆时,这位老专家早已提前到达,且一杯啤酒已经下肚。我又要了两杯啤酒,一人一杯。我们进入话题很快,这位专家思路清晰,很快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这时酒馆老板回来了。他和这位专家是老朋友,老板送来了两大杯啤酒。我酒量有限,就把我那杯啤酒转给了老专家。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位老兄喝了三杯半后开始出汗,脸变得潮红。他不断重复着几句话,前言不搭后语,又过了一会儿,他低头不语,昏昏然睡去。老板走过来说:“这位老兄喝高了。等他醒酒后,我会为他叫一辆出租车的。”我只好遗憾地离开了。这次不成功的采访也让我有了意外收获:采访的黄金时间是一杯酒下肚后,被采访者的思维最敏捷。如果还没有喝酒,对方会比较腼腆,问一句答一句。喝多了则滔滔不绝,思维已经飞出窗外,这就是酒文化的矛盾性。

舰队街上最老的酒馆

英国最早的酒精饮料是麦芽酒(Ale)。麦芽酒用烘焙过的麦芽酿制而成。在13 世纪以前,这种麦芽酒里还没有加入啤酒花。酿酒者在发酵过程中加入啤酒花后,造就了口味独特的麦芽啤酒。麦芽产生香甜味,啤酒花带来苦爽味和果香味,三种味道此消彼长,而且还延长了啤酒保存期。英国人对麦芽啤酒有一种原始而直接的爱。他们不需要任何佐餐,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可以站着聊上两三个小时。几乎每个男人都有醉酒的经历,而名人的嗜酒则流传成了故事。前首相丘吉尔就嗜酒成瘾,他25 岁前往南非报道布尔战争时,就带了40 瓶葡萄酒、18 瓶陈年威士忌。他吃饭时要喝香槟酒和麦芽啤酒。他喝威士忌要兑入苏打水,但比例很难掌握。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说威士忌太淡,简直就是漱口水。他喝白兰地时从不加水,认为加水就等于糟蹋白兰地。他说喝酒让他头脑更灵活,“我从酒中获得的东西,远多于酒带走的东西”。“二战”期间,他有一次喝醉了,一个重要会议只好从晚上10 点推迟到了第二天凌晨2 点。一位女议员劝丘吉尔少喝酒,以免误事。丘吉尔脖子一梗说:“你说的对,女士,我确实喝醉了。第二天早晨我会清醒,而你还是那么丑。”酒陪伴着英国人,给他们灵感,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也不时给他们惹来麻烦。

酒馆大约在公元560 年就出现了。酒馆都挂有招牌。老酒馆都标注创办年代。历史传说、宗教符号、家族纹章都可以构成酒馆招牌的元素。历史学家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 1693—1757)在1739 年撰写《伦敦史》时,统计出伦敦酒馆有8000 多家,咖啡馆有551 家。当时伦敦只有50 万人口。两者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商人和知识分子喜欢去咖啡馆。酒馆提供的大都是质量难以保证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到了19 世纪末,商人、作家和上流人士都有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咖啡馆成了各种商业交易、写作和小众的聚集地,逐渐走向了封闭,甚至禁止非会员入内。大批有钱人陆续搬到郊区居住,咖啡馆的社交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一功能被酒馆全盘接收了过来。咖啡馆变成了一种记忆、一段历史,甚至一个神话。这种神话氛围又丰富了酒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