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

中国有很多产茶区，“茶”的发音不一样。福建沿海地区称茶为“Te”。广州称茶为“Cha”。葡萄牙人最早以澳门为据点进行贸易，主要经营福建茶。“Te”的叫法在西欧比较流行。沿陆路传播到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茶叶，都接受了广州人对茶的称谓。英国最早称茶为“Tay”，逐渐演变为“Tea”。

欧洲商人最初来华贸易时，清政府规定两国贸易只能通过公行代理。公行是清朝官方特许的对外贸易商行。掌握贸易主动权的中国茶商经常敲诈这些“夷商”，强迫外商缴纳保护费。各种税费只增不减，且随意性甚大。外商认为中国人太过贪婪。苏格兰茶叶经纪人威廉·梅尔罗斯（William Melrose）曾说：“中国人缺乏那种情感（慈爱和情爱），认为这些毫无价值。让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宗教需要耗费漫长时间。我们的宗教基本特征是，上帝为了爱而宁愿牺牲自己。我认为一位‘黑鬼’的皈依远比中国人更有希望……中国人对于美好情感无动于衷。我以为，你必须给他换一颗心，才能让他懂得爱。”

为了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英王乔治三世在1792 年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出访中国。马戛尔尼拒绝在乾隆皇帝面前双膝跪地，结果受到朝廷冷遇，没有签署任何贸易协议。乾隆准许英国使团从陆路南下，力图展示大清帝国物产丰富和疆域辽阔。马戛尔尼一路走来，发现清朝官员贪污腐化，军队徒有其名，民众极其愚昧。马戛尔尼说，中国女人把脚裹起来，塞进婴儿鞋里，是一种该诅咒的畸形和变态。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麻木自私，缺乏理性且反复无常。马戛尔尼说：“他们是不应该同欧洲民族一样对待的民族。”这后来成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时，避免良心谴责的理论依据。受基督教精神的约束，英国民众不主动吸食鸦片。英国人看到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弱点，用鸦片就可以击溃其心理防线，于是向中国走私鸦片。这种畸形贸易导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禁止与英国通商。1840年4 月，英国政府内阁经过秘密协商，决定对清政府采取军事动议。英国只派出了两只远征舰队，就把清政府打趴下了，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揽子条约。

飞剪船“卡蒂萨克号”是最快的运茶船之一，全长85.34 米，宽10.97 米，满载2 133 700 千克，最高航速是17.5 节（相当于32.4 千米/小时）。它在1870 年2 月投入商业运营。“卡蒂萨克号”后来多次易手，在1951 年被拖到格林尼治的干船坞

鸦片战争后，英国在茶叶贸易中有了话语权。1844 年英国进口茶叶7047.65 万磅，至1860 年上升为12 138.81 万磅。茶叶运输刺激了英国航运业。过去从广州到伦敦需要航行14 个多月。英国人研发出了飞剪船（clipper）后，航运时间缩短为100 天。1866 年5 月28 日，五艘飞剪船同时离开了福州港口，然后展开了激烈竞争，如离弦之箭穿过咆哮的海浪。市场竞争已经让英国人懂得了时间的重要性。99 天后，第一艘和第二艘抵达伦敦港口的时间只差半小时，第三艘只晚了两个小时，另外两艘也在两天内抵达伦敦。1869 年12 月，苏伊士运河开通，缩短了从中国到英国的航行距离。1887 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都有电灯照明，以利于夜航，使旅程缩短了16 个小时。蒸汽机船问世后，航运变得更加便捷。这导致了茶叶价格大幅下跌，从而惠及了农民。到了19 世纪末期，即使贫困家庭，一天也不少于两杯茶。

茶叶运到伦敦后，需要通过拍卖进入市场。伦敦茶叶拍卖始于1679年。茶叶价格昂贵且量小。当初实行的是“一英寸蜡烛”竞拍方式。一单茶叶竞拍过程是一英寸蜡烛的燃烧时间。佩皮斯在1662 年9 月观察了这种拍卖方式。在蜡烛燃烧过程中，竞拍人相互谦让，猜测对方的价位底线。当蜡烛快要熄灭时，竞拍人都大声吼叫起来。佩皮斯发现一个人频频得手。这位竞拍人后来把竞拍秘籍透露给了佩皮斯。当蜡烛快要熄灭时，总会发出一缕青烟，这是最后的拍卖信号。此后，茶叶拍卖量逐年飙升。在1838 年4 月2 日的伦敦茶叶拍卖会上，9 位卖方经纪人拍卖了1250 万磅的茶叶，共计176 424 箱。阿萨姆红茶、锡兰红茶陆续进入伦敦拍卖市场，拍卖速度明显加快。到了1960 年，英国六大茶叶经销商从拍卖市场上购买了80%的茶叶，剩余的20%茶叶则由上百家小茶叶公司瓜分。这种垄断性拍卖使得伦敦拍卖市场失去了意义，逐渐被茶叶产地的拍卖会取代。1998 年，伦敦茶叶拍卖会正式关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