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游学
英国人最先把旅游经营成了大众休闲文化，在1856 年就有了组团出国旅游。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第一次带领英国旅游团前往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和平年代，到国外度假成了英国人的休假方式。在1971 年，全国有400 万人去海外度假。在这一时期，爱尔兰姑娘莫琳（Maureen）与伦敦商学院毕业生托尼·惠勒（Tony Wheeler）连续出版了多本自助游，最后形成了《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奠定了大众旅游基调： “我笑，我看，我想，我惊叹，我寻觅，我梦想，所以我旅游。”现在，近3000 万英国人去海外旅游和度假。他们喜欢到有阳光、沙滩和大海的国家。
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旅行和贸易。英国人早期前往欧洲大陆旅游正是这种文明化的过程。英国人理查德·拉塞尔斯（Richard Lassels）在1670 年出版了《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中，称其为“大旅行”（Grand Tour）。他把“大游学”定义为一种教育形式。教会人士前往巴黎学习神学和文科诸艺；律师前往意大利的博诺尼亚大学学习民法。它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并称欧洲四大名校，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学医青年前往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
贵族都重视子女的教育，贵族们为儿子游欧支付的费用，远大于在剑桥或牛津大学读书的学费。诺丁汉伯爵为其长子支付的大陆游学费用为每年3000 镑。金斯顿公爵在欧陆游学10 年，总共花掉4 万多镑。下院议员尤其重视欧洲大陆的历史和经验。在1690—1715 年，有157 名下院议员到欧洲大陆进行过大游学。很多议员甚至留下来，在欧洲接受大学教育。这是大游学的延伸。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这所大学成立于1575 年，是荷兰王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最具声望的欧洲大学之一。笛卡尔、伦勃朗、斯宾诺莎等科学文艺巨匠都毕业于这所大学。大游学的高峰是在18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此后，大游学的热情逐渐降温。
早期的旅游时间漫长，交通困难，价格不菲。这对旅行者的思考和体力都是重要考验。爱尔兰剧作家戈德史密斯说，一个人到国外去游历，事关国家体面，这个人不能是平庸之辈，第一要有哲学头脑，通情达理；第二要有各种知识和经验，不能白纸一张，遇到事情可以沉着应对；第三要身体好，经得起长途旅行对身心的折磨。这种游学的过程，本身就是历练和淘汰的过程，具备这三个条件者，才会成为某一领域的学者。除了知识外，旅行还有许多不期然的收获。如在某一时刻突然重新认识自己，或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进而在精神层面上重新定位自己，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也有心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依据。人在探索周围的新奇环境中，会使大脑里神经元有更多的分支，增加求知和探索的欲望。这种刺激可以使得大脑具有重塑自己的可能，在语言、学习和注意力方面会有所提升。当吸收的养分和各种感受交汇融合后，人的心智才会完全成熟，进而对自己、对生活会有新的认知和感悟。
早期的欧洲游历者前面没有权威，他们手里没有旅游指南，只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研究，兴趣是最好的向导。最初的好奇心是身边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同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一样，向外一圈圈地扩展，从身边扩展到大社会。有的人围着古罗马遗址转了一圈，看到的是残垣断壁，有的人发现了断垣残壁中还有盛开的花朵，还有破碎的雕塑。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来到古罗马遗址时，受到了强烈震撼。他更渴望了解废墟下的古罗马历史。强烈的好奇心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生命里。他坐在马车里慢慢思考，走遍了罗马的每一个角落，回国后专著罗马史，耗时12 年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爱德华·吉本说：“正是在1764 年，当我坐在罗马，坐在孤独废墟中心沉思默想，当赤脚的修道士在朱庇特和恺撒雕像旁吟唱晚祷曲时，撰写该城衰亡史的念头在我心中浮现出来。”他写出了古罗马人的内心世界，历史社会兴衰的根本原因。假如吉本当时手里有一部相机，他还能静静地欣赏那片遗址吗？当代人的旅游总是来去匆匆，缺少了细致的观察。相机可以成为一种记忆的补充，而不能替代观察。通过观察我们才能了解一朵花瓣的结构，通过知识我们才能了解花卉的生长习性，并且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
旅行需要必要的知识积累，否则就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观察来丰富自己的品位，提升审美能力。我们为什么喜欢一种文化，而不喜欢另一种文化。这是因为两种文化有不同的细节和要素。旅行家彼得·贝克福德（Peter Beckford）在1760—1790 年多次前往欧洲大陆，他深切感到本国礼仪的粗陋。他把自己在欧洲学到的各种礼仪，绘声绘色地介绍到了英国，包括站姿、脱帽，以及如何礼貌地退出客人房间等，让本国民众学习。彼得·贝克福德认为，“旅游不仅是看景色和雕像，而且要考察这些国家的法律、习俗和礼仪，并把它们与我国的进行对比。”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陆的上流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传统礼仪都被抛弃，这些礼仪却被偏居一隅的英国人传承了下来。英国的绅士淑女文化得到普遍认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
大游学也是贵族青年接受教育的方式。贵族家庭有早婚的传统，在十三四岁就订亲和结婚。过早生育不利于新婚夫妇的心智发育，也不利于家族血脉的延续。家长们先让小夫妻举行婚礼，象征性地圆房，然后让新郎前往欧洲学习，去进行为期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旅行者可以开阔视野，促进个人发展和性格完善。在私人教师和仆从的陪同下，贵族青年学习各种语言，研究古典艺术，访问贵族名人。基本路线是从英国的多佛港乘船到法国加莱，至巴黎，再往日内瓦，接着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地停留一个月到数个月，或走马观花，或潜心研究。从意大利南部前往希腊，然后游历柏林，在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通过旅游，人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还有可能找到激励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和学科。当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借游学之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赌博，最后灰溜溜地返回了英国。
游学现在依然是一种教育手段
在旅游中，知识是进入深度探索的入口，好奇心是深入发掘的动力。英语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平时为人傲慢。他在1775 年访问了巴黎，为巴黎的繁华所震慑。他悄悄脱下了英国的褐色外套，黑色长袜，换上了法式礼帽、白色长袜，还戴上了法国假发。他的法语不灵光，只好讲拉丁语。约翰逊具有丰富的学识，法国的很多新奇事物点燃了他的热情和研究兴趣。他能很快触类旁通。旅游给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认识到世界之大，然后放弃了自己的偏见和狭隘心态。约翰逊回到伦敦后，更加努力学习和写作。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在意大利旅游时，对意大利河流上的水闸建造发生了兴趣。当时意大利人在利用水闸调节河水落差方面领先于欧洲。1761 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回到家乡兰开夏后，邀请一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开凿了10.5 英里长的运河，从他的沃斯利煤矿一直通到曼彻斯特郊区。这条运河不仅运输煤，也运输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英国有些小镇古朴又宁静，不失旅行体验的好选择
进入20 世纪后，交通的改善使得游历时间大为缩短，欧陆游学失去了传统的贵族特色，变成了一种消遣，所有人都有机会到国外旅行，去体验多姿多彩的生活，其目的是丰富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当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旅行者的足迹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遥不可及的远方，最远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内心。要想了解自己的内心，就要走很远的路。这就是旅游的魅力。游客的视线追寻着地图上的一道细线，找到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沉下去，进入一个陌生社群或一片自然景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能深入进去，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遭遇或情感共鸣。倘若是独自行走，个人看法就不易受他人影响，也不用隐藏自己身上的某些特性，对一切都保持好奇心，积极尝试和体验，让新鲜的东西灼蚀一下灵魂，人会重新精神焕发。然后找到一条小径，重新返回地图上的原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点和价值链都会增加分量，甚至会重新排列，其生存的疆界也会随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