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經學流派並所著經注經説考

六朝與南北朝同代而異题，歷言之曰六朝，謂魏、晉、宋、齊、梁、陳，據君統言之也；横説之曰南北朝，南朝謂宋、齊、梁、陳，北朝謂魏、齊、周、隋，據李延壽《南北史》言之也。而考南北朝經術之流派者，莫審於《北史·儒林傳序》，谓：“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然按之《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諸書及《南北史》諸儒本傳，亦有未盡見然者。何以見其然？《隋書·經籍志》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今其書雖亡，而既曰“等”，則與王爲難者不祗顧夷一人可知。《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弘儒，鄭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贯群籍，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説。”則是江左《周易》亦有不好王輔嗣者也。又《北史·儒林傳序》云：“河南及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則是王輔嗣《周易》不僅行於江左，而河南及青齊之間亦不講鄭玄所注《周易》也。《隋書·經籍志》於《易》稱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則是江左亦行鄭玄《易》也。《北史·儒林傳序》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按《隋書·經籍志》有《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乃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奏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也，則孔安國《尚書》亦行於河洛矣。《儒林傳序》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又云：“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李業興子《崇祖傳》云：“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則是河外亦有習杜氏《左傳》而難服者也。《南史·儒林·王元規傳》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則是江左諸儒亦有以賈服難杜者也。《隋書·儒林傳》於《易》則稱河南及青齊間，多主王輔嗣所注；於《春秋》則稱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與《北史》同。然則服、鄭行於河北，不行於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寔在江左之先，且較江左爲甚，固無可疑者。厥後隋氏自北併南，而北學轉微，南學轉盛，豈非洛中都會之地服習王、杜已久故耶？延壽又云：“《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然江左業遵於《毛詩》之外，别標業《詩》，具箸《隋志》；而議禮家於王肅之義，參用亦多，錯見諸傳，則所謂並主同遵亦未盡然。則延壽之言，亦第言其概爾！

其考論南北朝亡佚之六經師説者，莫明於《隋書·經籍志》。其志《易》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殆絶矣！”今者謂唐初，則是《易》孟、京師説亡於西晉，而鄭學師説絶於唐也。其志《書》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並亡。此亡其書，如《易》梁丘、施、高之比，不僅師説而已；它經可以類推。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吴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則是謂《尚書》師説僅存孔、鄭，而孔傳出自梅賾，亦非真有師承也。其志《詩》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則是謂《詩》家師説僅存毛、鄭，而韓亦有書無師也。其志《禮》曰：“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説。”則是《禮》大小戴、慶氏三家書散亡，無師説。言散亡而曰“並多”者，則散亡未盡之辭。蓋大、小戴猶存《記》，不如《易》梁丘、施、高，《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書之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也。其志《春秋》曰：“《左氏》，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無師説。”則是《春秋》公、穀二家有書無師説，而左氏亦僅杜有師説也。其叙《孝經》曰：“《古文孝經》，孔安國爲之傳，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邵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則是《孝經》孔傳鄭注其書尚存，然疑先無師説可知也。其序《論語》曰：“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説，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則是《論語》僅《魯論》有何、鄭二家師説也。

惟師説之在六朝，與漢儒略異。蓋漢語^[1]之師説皆有所承，而六朝之師説不盡有承也。李延壽《南北史·儒林傳》，《北史》之叙師承頗詳，而《南史》不叙。其散見列傳猶有可考者，如劉瓛，司馬筠、司馬業父子之傳《三禮》，何胤、孔僉、孔元素之傳《三禮》，賀道力、賀瑒、皇侃、鄭灼之傳《三禮》，張崖、劉文紹、戚袞之傳《三禮》，周宏正、張譏、陸元朗、朱孟博之傳《老》、《易》，此南朝經學師説授受之可考者也。《北史·儒林傳叙》述經師宗派，斷自徐遵明、劉獻之。自魏末，徐遵明講鄭玄所注《周易》，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書》則自徐遵明講鄭康成所注，以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重，諸生多兼通之。通《毛詩》者，多出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三禮》並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皆徐遵明弟子也。按遵明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而吾貴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劉蘭受《春秋左氏傳》；劉蘭又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此由遵明而上推也。劉獻之善《春秋》、《毛詩》，曾受業於渤海程玄，與孫惠蔚同師惠蔚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此由獻之而上推也。此北朝經學師説授受之可考者也。然經學授受之在北朝，與漢儒略異。蓋漢儒貴專經而北朝則多兼通，一也；漢儒誦説師法而北朝則喜自標新諦，不爲墨守，二也。如《北史·儒林劉獻之傳》云：“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則是劉獻之自標新諦也。《張吾貴傳》云：“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别構戶牗，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説。’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理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奇之，而辨能飾非，好爲詭説。”《劉蘭傳》云：“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説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則是張吾貴自標新諦也。《徐遵明傳》云：“吾貴門徒甚盛，遵明服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如此！’乃詣平原唐遷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講學於外二十餘年，見鄭玄《論語序》曰‘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説。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則是徐遵明不循師説，好標新諦，與獻之、吾貴同也。又如陳奇，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注《論語》，傳外生常矯之，其義多異鄭玄。亦見儒林本傳，則是陳奇亦標新諦也。北學如此，南學何論？《南史·何佟之傳》曰：“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莊子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南儒之無師自通者，比比是也，寧祗一何佟之哉！此六朝經學之大較也。

至六朝人經注之採入十三經者，則有魏何晏之集解《論語》，魏王弼、晉韓康伯之注《易》，杜預之集解《春秋左氏傳》，郭璞之注《爾雅》，范寧之集解《穀梁》，皆彰灼在人耳目者。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説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之學。梁陳以下，作者多人，而孔穎達、賈公彦，至唐集其大成者，所本皆出^[2]自六朝，如《尚書疏》、《偽孔詩疏》毛、鄭之本，劉焯、劉炫《儀禮疏》鄭之本，黃慶、李孟悊《禮記疏》鄭之本，皇侃、熊安生《春秋左傳疏》杜之本。劉炫、沈文阿具見叙中，則是孔、賈之疏不廢；而劉焯、劉炫、黃慶、李孟悊、熊安生及皇侃、沈文阿南北諸儒之義，亦未遽以墜也。其它書亡而遺説可考者，如庾蔚之《喪服要記》，杜佑載入《通典》；太叔求《詩譜注本》，歐陽公得諸絳州；劉瓛《易義》，張皋文輯入《别録》；劉炫《規杜》，邵氏瑛爲之持平；陸績之《周易注》、庾蔚之《禮論鈔》、崔靈恩之《三禮義宗》三書，馬國翰輯入《玉函山房叢書》，各得三卷。盧文弨校刻《大戴記注》出北周盧辨，凡十三卷，差爲完本，然十五篇無注，亦非全帙。其全帙存者，惟陸璣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杜預之《春秋釋例》十五卷、皇侃之《論語義疏》十卷及陸德明之《經典釋文》三十卷而已。獨皇疏《論語》來自日本，雖所引不落梁以下之説，然佚久而得，證之群籍，亦多乖舛，論者疑焉。

（選自《潛廬集》，作於1926年5月）

【注释】

[1]“漢語”疑爲“漢儒”之誤。

[2]皆出，原作“出皆”，今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