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 禽滑釐 宋鈃 尹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説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已，止也。即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大順即太甚之意，言應做之事做得太過分，應節止之事，亦節止得太過分，順甚音近可通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諸子平議》曰：“名山當作名川。”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槀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
博按：“不與先王同”，當連下“毀古之禮樂”讀；所以證墨子之“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也。蓋墨子之意，主於節用；生當先王禮明樂備之後，而“毀古之禮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此其所以“不與先王同”，豈非所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耶？此《節用》、《節葬》、《非樂》諸篇之指也。“先王”謂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世”則專指周而言。《論語·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正所謂“靡於萬物”，“暉於數度”之世。《説文·日部》：“暉，光也。”《太玄經·視·次五》：“厥德暉如。”注：“暉如，文德之貌也。”
墨子之嫉文德與老子同；而微有異者，蓋老子欲反周之文以躋之“古始”之“樸”。《老子》第十九章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而墨子則矯周之文勝而用夏之質。《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莊子之稱墨子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與淮南之説同。而儒者荀子則著《富國篇》以非墨子之節用，著《禮論篇》以斥墨子之短喪，著《樂論篇》以貶墨子之非樂；而最其指於《解蔽篇》，一言以蔽之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皆指此篇所稱“墨子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毀古之禮樂”而言。至《荀子·天論篇》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其非墨子之見於《非十二子篇》者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辯異。”此《墨子·尚同》之指；而此篇所云“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者也。“不異”，即荀子所謂“有見於齊”；而“不異”之“異”，即《荀子·非十二子篇》“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辯異”之“異”。惟荀子所謂“僈差等”者，承“上功用，大儉約”而言；猶是《節用》、《節葬》之指。而莊生所云“不異”者，承“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而言；乃是《兼愛》、《非攻》之義。然則莊生云“不異”，荀子曰“僈差等”，謂墨子之“有見於齊”同；而莊以議墨之兼愛，荀以非墨之節用，所以謂墨子之“有見於齊”者則異。
墨子之道多端，其書七十一篇，著有《漢書·藝文志》；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
今《墨子》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而要其歸，不外《節用》、《兼愛》。其餘諸端，皆由《節用》、《兼愛》推衍而出；如《節葬》、《非樂》諸義，由《節用》而出者也。《尚同》、《尚賢》、《非攻》諸義，皆由《兼愛》而出者也。《漢書·藝文志》論墨家者流於臚舉諸端之後，而卒之曰“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别親疏”；亦要其歸於節用、兼愛二者。
而節用尤爲墨道之第一義：一則儉於自爲，乃能豐於及物。二則兼愛者不暇自愛，不暇自愛則亦不侈於自奉。此荀子所由專非其節用。莊生雖並稱兼愛，而特側重於節用；所謂開宗明義，特揭其出古之道術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也。然而論之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則是内不能達情遂命以通於“聖”也。又曰：“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則是外不能與物俱往以躋於“王”也。“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此則墨子之大蔽也！
墨子行事不概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禽滑釐，墨子弟子，見《墨子·公輸篇》。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郭慶藩《莊子集釋》曰：“倍譎，背鐍之借，外向之名。莊子蓋喻各泥一見，二人相背耳。”相謂别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觭字不見他書，疑爲畸之異文，實即奇字。”《説文》云：“奇，不偶也。”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博按：《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是即此篇所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也。
而“俱誦墨經”之“墨經”有二説：
一謂“墨經”指《墨子》書卷一之《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而言。黄震《日抄·讀諸子》曰：“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錢曾《讀書敏求记》曰：“潛溪《諸子辯》云：‘《墨子》三卷：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予藏弘治己未舊鈔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畢沅《墨子注叙》曰：“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世所傳十五卷本不分題經論，而三卷本上卷七篇，必於目下題經，故號曰經。此相傳之古説也。一謂“墨經”乃指《墨子》書之《經》、《經説》而言。孫詒讓《墨子閒詁》謂：“《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説》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近儒梁啓超、胡適皆宗焉。此輓出之新説也。自博觀之，當以古説爲可信。按《管子》書有《經言》九篇；《韓非子·内儲説上》有《經》七篇，《内儲説下》有《經》七篇，《外儲説右上》有《經》三篇，《外儲説右》有《經》五篇，皆以《經》冠諸篇之首；則《墨子》書之“經”，亦應冠於篇首。而《經》、《經説》，其篇次列第四十至第四十三，如真以爲《墨經》，不應後其所先，輕重倒置若此。一也。
且題曰經者，必全書之大經大法。而《墨子》書之大經大法，不過《天志》、《尚賢》、《兼愛》、《節用》、《非樂》犖犖數大端；而此犖犖數大端，皆於卷之一七篇中發其指。（張采田《史微·原墨》。）斯足以揭全書之綱，題之曰《經》而無愧！至《經》、《經説》不過“辯言正辭”而已；小辯破道，奚當於大經大法！二也。
故曰：“《墨經》者，乃指《墨子》書卷之一《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而言。”
曰“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謂相里勤、鄧陵之徒，雖俱誦《墨經》，然背譎所言，有乖於墨子之大經大法，故曰“而”；“而”者，辭之反也。“相謂别墨”云者，謂人以别墨相謂，若曰“墨家之别派”云爾；不以正宗予之也。曷爲不以正宗予之？以其背譎所言，相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應以“觭偶不仵之辭”，與《墨經》稱説不同也；故不以正宗予之，而相謂曰“别墨”也。
然相里勤、鄧陵之徒，則不以“别墨”自居，而欲得爲鉅子，辯其所是以爲天下宗主；而篡墨家之統焉！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鉅子爲墨家之所宗，如儒者之“群言淆亂衷諸聖”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博按：莊生之道，在貴身任生，以無爲而治；而見墨者之教，勞形勤生，以自苦爲極；“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行拂亂其所爲而已矣！故曰“亂之上也”。郭象《注》：“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使用墨者之教而獲有治焉？終以“逆物傷性”而不得躋無爲之上治也！故曰“治之下也”。然其用心篤厚，利天下爲之，“雖枯槁不舍也”。“將求之不得也！”豈非“真天下之好”也哉！“好”，讀“許皓切”，如《詩·遵大路》“不寁好也”，《國語·晉語》“不可謂好”之“好”；美也，善也。墨翟“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其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所學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此莊生所以甚非其行而卒是其意，稱之曰“天下之好”，媵之以“才士”之目也！故非禽滑釐之徒所可等量齊觀矣！
右論墨翟、禽滑釐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章炳麟《莊子解》曰：“苟者苛之誤。《説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漢時俗書苛苟相亂。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説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别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聏字不見他書。郭嵩燾據《莊子闕誤》引作胹，訓爲爛也，熟也，軟也。大概當是宋鈃、尹文用軟熟和合歡喜的教義，以調節海内人的情欲。‘請欲’當讀爲‘情欲’，即下文‘情欲寡淺’之‘情欲’也。請讀爲情，《墨子》書中甚多，情、請二字古通用甚明。宋鈃、尹文即以此種情欲爲學説基礎，故曰：‘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章炳麟《莊子解故》曰：“圖當爲啚之誤，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猶言鄙夷耳。”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博按：宋鈃、尹文，蓋墨者之支與流裔。而莊生所以明其所自出“古之道術”：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即墨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之意。“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即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之指。此宋鈃、尹文之所爲與墨同。然“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上》。“爲之大過，己之大順”，不恤犧牲自我以利天下者也。至宋鈃、尹文之所爲白心，則以“我”亦天下之一民，苟“天下之安寧”，不能“人”足養而遺外“我”也；願“畢足”焉。此宋鈃、尹文之所與墨子異。蓋一則舍己狥人，一則人我畢足也。
今觀宋鈃、尹文之“上説下教”，不外兩事；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而“接萬物以别宥爲始”，蓋非“别宥”，不知“見侮”之“不辱”；不知“見侮”之“不辱”，則不能以“禁攻寢兵”。非“别宥”，不明“爲人”之“自爲”；不明“爲人”之“自爲”，則不能以“寡淺情欲”。此實宋鈃、尹文之第一義諦也。按“别宥”之説，見於《吕氏春秋·先識覽·去宥》之章；其言曰：“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説，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勿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墨，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别宥，則能全其天矣。”畢沅謂“宥疑與囿同”；“囿”有“域之”之義。《詩·靈臺》“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鳥獸也。《國語·楚語》“王在靈囿”注：囿，域也。而“别囿”云者，蓋别白其囿我者而不蔽於私之意。“伐梧”者疑言鄰父，“攫金”者不見人操，大抵迕於接物者，罔不有囿於私利之見者存。惟“别宥”，而後知“尚同”、“兼愛”，萬物交利，我亦不遺焉。故曰“接萬物以别宥爲始”也。《尸子·廣澤篇》云：“料子貴别宥。”料子行事無聞，儻宋鈃、尹文之徒耶？吾觀宋鈃、尹文，惟“别宥”，而後“爲人”無患於“太多”，“自爲”不嫌其“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惟“别宥”，而後“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蓋所明而“無益於天下”，則所見者小而遺者大；宥之未能别，可知也；故曰“明之不如已”。莊子《逍遥遊》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非無所明也；然而所見者限於一官一隅之細，郭象《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此亦有所“宥”也。故“宋榮子猶然笑之”，笑其見小而遺大也。宋榮子即宋鈃。韓非子《顯學篇》曰：“宋榮子之議，設不鬬争，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與此稱宋鈃“見侮不辱”同。“見侮不辱”，亦“别宥”之明效大驗也。惟“别宥”，而後内則“情欲寡淺”，外則“禁攻寢兵”，“以禁攻寢兵爲外”，同於墨子之“非攻”；“以情欲寡淺爲内”，本諸墨子之“節用”；宋鈃、尹文“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宋鈃、尹文所以爲墨者之支與流裔也。然而有不同者：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宋鈃、尹文“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蓋墨子救世而極以自苦；宋鈃、尹文養人而不忘足我，故以“我必得活”，“圖傲乎救世之士”也。“救世之士”，即指墨者之徒而言。墨者之徒，“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故命之曰“救世之士”。所以圖傲之者何？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我必得活”；不如墨者之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此所爲相圖傲也！
然則宋鈃、尹文者，儻有合於“内聖外王之道”者耶？曰：“不然！‘外王’而未能大通。‘内聖’而未臻釋然。”何以言其然？觀於宋鈃、尹文，“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此宋鈃、尹文之願欲爲“外王”也。然而“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上下見厭而强見”；則是未能任萬物之自往也。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救世”而不外遺“我”，以視墨翟之“大觳”，“使人憂愁”，“以自苦爲極”，差爲“達情”而“遂命”者；然而“以情欲寡淺爲内”，則是純任自然之未能也。“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由於宋鈃、尹文之欲爲“外王”而未能大通，欲爲“内聖”而未臻釋然也。此則宋鈃、尹文之蔽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宋鈃與墨翟同稱，蓋亦以爲墨者之支與流裔也。
宋鈃著書不傳，其遺説略可考見於《孟子》、《荀子》書者，亦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兩義而已。《孟子·告子下》載“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説而罷之。楚王不説；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此“禁攻寢兵”之説也。由國家言之，則曰“禁攻寢兵”。由私人而言，則曰“見侮不辱”。荀子《正論篇》曰：“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又曰：“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此“見侮不辱”之教也。一言以蔽之曰“非鬬”而已！至荀子《天論篇》曰：“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正論篇》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辯其談説，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解蔽篇》曰：“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此言宋鈃之“情欲寡淺”也。荀子《正論篇》又曰：“子宋子嚴然而好説，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此言宋鈃之“上説下教”也。
《漢書·藝文志》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注》曰：“説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而世所傳《尹文子》書，析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大指陳論治道，欲自處於虚静，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其言出入黄老、申韓之間，與莊生所稱不類；疑非其真也！其行事不可考見。
《漢書·藝文志》又有《宋子》十八篇，在小説家；《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或以爲即宋鈃書。然吾觀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而宋鈃“上説下教”、“爲人太多”，何黄老意之有！而曰“其言黄老意”者；豈以“見侮不辱”，同於道者之“卑弱以自持”；而“情欲寡淺”，亦類道者之“清虚以自守”耶？
右論宋鈃、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