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孟子約纂》叙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論[1]。”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昉於此。蓋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孔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大人之撰而成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孔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孔子既殁，微言絶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録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對文王之囿，湯武放伐，皆稱“於傳有之”，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横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説，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文[2]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别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群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拊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拊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别《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説》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説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録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别於《禮》，《左氏》、《公》、《穀》之别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三經”諸名以爲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孔子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世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此其説見於會稽章學誠《文史通義》者，於經之源流頗審。今之學者，勢不能不旁涉各種科學，斷無暇如昔人治經，窮年矻矻，視爲專門。然必詆訶一切，曰經固可廢，經固無用，則博竊亦有説。
中國於古非無所謂教育也，豈有立國數千年而無教育者？特古代教育皆注重於精神生活，故賢哲之士，其所以招告吾人者，務在守其己之所信，行其心之所安，而置死生窮達於度外。而今之教育，乃埋没於物質生活之中。所謂實用主義者，即其教育之目的，在實際應用於生活之謂，非是不得謂之教育。夫學校之中，授人以知識技能，使其得應用此知識技能以自營生活，誠爲教育中所應有之事。但吾人既獲得生活，則決非於生活以外别無意義者。吾人生而爲人，固不能不謀衣食以圖飽暖。然飽食暖衣不過藉以維持生活。試問：吾人具此生活而又維持之者固何爲？若謂人之爲人，僅在求得飽食暖衣而止，是無異謂生活之意義在生活也。故以實用爲育之主義，猶之以生活爲主義，亦爲無主義之主義而已。近日本雜誌所謂東亞之光者，言有中國人胡氏，在德以德文刊行論著，其一曰《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辯護》，爲開戰前所刊；其一曰《中國國民之精神與争戰之血路》，爲開戰後所刊。大致勸告歐人當棄其謬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其言有曰：“善者爲我中國人之所發見。諸君歐人，於精神上之問題，即惟一之重大問題。非學與我中國人不可，否則諸君之文化，不合於用。蓋諸君之文化，基於物質主義及恐怖與貪慾者也。至醇至聖之孔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達於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惟一可能之道。故諸君當棄其英國風之崇尚民衆、德國風之崇拜英雄之病，而奉孔子之教。此諸君之惟一救濟法也。”德人聞其説而大譁，表贊成反對之意見者頗多。胡氏之言又曰：“歐人之學校，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而中國學校中所學者爲君子之道。”嗚呼！吾儕今日兒童學校所學者，豈復有君子之道？乃乞食之道而已。胡氏大言炎炎若此，能無爲之汗顔乎？德人台里烏司氏，其稱歎胡氏爲知言，而語其國人曰：“中國三歲之兒童，學中國大思想家之思想，洞徹其精神。而德人在學校中，於己國高等之文化，絶不得聞。德國之大思想家雖有甚深微妙之論，而如群鶴之高翔於天際，地上之人，不得聞其羽搏之微音。”嗚呼！詎知中國之鶴，亦已斃於物質之彈丸下耶！雖然，吾尤有懼焉。夫吾國無宗教，國中人民無同一之信仰，而教育感化之力又不能遍及。智者角立漢宋學之門户，與愚者之崇奉多神；其患一也。幸數千年來談學術者，無不知宗孔孟，猶孔子之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在孔孟之時，人人所信仰者惟堯舜。戰國時，於湯武已有訾議之者，觀孟子問答語可證。孔子亦謂武未盡善。孔孟之徒，亦不能不舉以爲標幟，所以齊天下之不齊也。然則處今日之中國，既不若歐美之有宗教，而欲於人民數千年風習得人人可以信仰者，以齊天下之不齊，非孔孟其誰？此非强儕孔孟於宗教之列也。謂吾國數千年來教育政治所視爲折衷者，靡不以孔孟爲依據。而其言論尤最平實櫽括。探六經之奥，得乎人心所同，然此經之所以不可不治。而於群經中，尤以《論語》、《孟子》爲必要也。曩嘗謂人有知覺運動，其作用全繫於魂。魂不拊魄，則魄者，頽然一軀殼而已。國家者，軀殼也。所以行使此國家之作用，則必有一魂在，且必有共同之魂在。各國之宗教，即其魂也。吾國無宗教，而又去其固有之魂。且值歐風東漸，彼邦方以宗教上之手段而施其侵略政策。吾國人茫無憑依，呼牛呼馬，惟人所命，國之無魂，則魄將安依？孔孟之教之浹洽於人心，即中國之國魂也。故治《論》、《孟》而兼及群經固佳，即治《論》、《孟》而不及群經，於道德政治，固已有所援據以爲剖斷。不至任人牽鼻，全處於盲動地位。但治之亦自有道。
（一）經須讀。朱子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子路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尤爲學必讀書之證。夫子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炳炳矣。”蓋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
（二）經須分類讀。蘇東坡謂：“讀書須數過以盡其意，每次作一意求。”即是教人分類讀之意。曾文正公云：“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近儒武進沈友卿先生亦曰：“讀《論》、《孟》須分類講解，觀其異同。如‘問孝’爲一類，而答各不同。更引他處言孝者此類參觀之。知其所以異，即知其所以同。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孝之常經也。然曾子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則豈毀傷之爲慮？故曾子之‘啓手啓足’，曰‘吾知免’，與仲由之不得其死，均無害其爲賢。所謂易地則皆然也。”
（三）讀經須明界説。孔子教人，隨時指示，本甚明瞭。如曰：“是聞也，非達也。”及君子小人、泰驕、比周、和同之類。又論楚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臧文仲之知，皆絲毫不少假借。有一界綫存乎其間。故讀經之必有界説，猶治井田者之經界不可不正也。孟子更處處有界説，指不勝屈，舉一反三，思過半矣。
（四）讀經須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四書》，最重“切己體察”四字。陸清獻公稱讀書作人不是兩事，不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理會，則讀書不能親切有味。旨哉斯言！
斯四者讀經之要道也。孔孟之教，即我國人民數千年淪肌浹髓之精神教育也。凡我同學諸君，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民國七年九月一日，無錫錢基博序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