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訂後記

校訂後記

錢基博先生的研究範圍十分廣博，對子學的研究也十分突出。自謂：“子部鈎稽，亦多匡發。”首先，他基本肯定古書古説的真實可信，以無可辯駁的論證痛斥那充溢學界的疑古蔑古之歪風，藉用其在《讀〈莊子·天下篇〉疏記》一書中的話來説，其治先秦諸子學的目的是：“將以徵古説之不刊，去時論之妄惑。”其次，以儒、道爲軸心，對先秦子學中的墨家、法家、名家和兵家，均有精深的研究。同時，提出了治諸子學的四大方法論，極富創獲。最後，錢先生不回避對佛學的研究，並有講義和著作存世。由此可見，其恢閎的學術氣象，絕非泛泛淺嚐之輩所能企及。

關於經子之間的關繫，“四書”與“五經”的分野，歷來就没有統一的看法。錢先生則繼承清儒龔定盦之説，加上了自己的獨特理解。他堅持認爲：“不知‘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肊增益。”^[1]可見其對“經”所持的概念還是狹義的，因而對後世所謂九經、十三經、十四經之説，不以爲然。他繼續分析説：後世以傳爲經（如《春秋》三家之傳），以記爲經（如《周官》二戴之記），以群書爲經（如《周書》、《楚漢春秋》等），以經之貳爲經（如《論語》、《孝經》），以諸子爲經（如《孟子》），以經解爲經（如《爾雅》），這都是不符合經的原意，所謂“蓋經之書彌多，而經之旨彌荒”。但他又認爲《春秋》三家之傳，《周官》二戴之記，後人讀之，尚能藉此窺見“三代政教行事得失之跡，而無大悖於經綸天下之意”，把它放在經的一類，尚有可説。至於《孟子》明明是儒家的著作，《爾雅》則是訓釋經傳的書，把它作爲“六經之羽翼”尚無不可，但把它放入“六經”一類，則未免太荒唐了。因此，在《經學通志》一書中，他僅把《爾雅》列入《小學志》中論述，而於《論語》、《孟子》、《孝經》等書均未述及。因此，稟承錢先生論經子關繫之旨意，我們把《論語約纂》、《孟子約纂》二書收入本册。

在子學研究當中，錢先生經世致用，不遺餘力，傾其全部的愛國熱忱關註於那場涉及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抗日戰爭，可稱得上“湛深兵學，成果豐碩”。尤其是“蘆溝橋事變”以後，他輾轉入湘，出任藍田（今湖南漣源市）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兼教授，前後達八年之久。期間由談兵而知兵、用兵，曾與李默庵、王耀武、丁錦、戴安瀾、韓浚、孫元良等國民黨將領交往頻繁，分析戰情，制訂戰術，多所建言。民國二十八年（1939）八月，又應國民黨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教育長李默庵將軍之請，赴南嶽爲抗日將士進行了爲期十日的課程講授，不僅宣講《孫子兵法》，而且另開有兩場精彩的專題講座，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湖南抗戰文獻——遊幹班講義之《中庸爲中華民族之領袖倫理學，周易爲中華民族之憂患倫理學》。民國三十四年（1945）一月，他再次爲七十三軍抗戰將士講解《孫子兵法》，並深入結合近代中西軍事觀點和二次大戰中的戰例（尤其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對抗戰形勢予以申論，頗多新見；此次演講凡兩日，每日兩小時，聽者五百餘人。不僅如此。錢先生還與湖南人民一道，共同經歷了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湘西雪峰山會戰的戰火硝煙。日軍兵鋒所指，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國立師範學院亦常處在危難之中。而老先生以身作則，不爲所動，並利用當時有限的報刊言論陣地，或演講，或撰文，發表了大量討論湖南戰局的文章，真正起到了鼓舞士氣，穩定人心的作用，無疑也是一部湖南抗戰的文獻實録。著作方面，錢先生在湘言湘，不僅撰寫了《近百年湖南學風》以激勵軍民和知識界的鬥志，而且結合孫子兵法和德國兵家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原則，比較參證，全面探討現代戰爭之歷史演變與利害得失，寫出了《孫子章句訓義》、《德國兵家克勞山維茲兵法精義》、《歐洲兵學演變史論》、《斟今論》、《當前大戰之孫子説明書》等五部“理通歐亞”、“爲抗戰服務”的兵學著作。不過，錢先生討論戰局的大量文章和著作，戰略戰術，或軍或民，涉及對日做戰的方方面面，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兵家之學的討論範圍，屬於廣義的軍事學著述；又限於篇幅，目前只好割愛，轉而收入第五輯分册出版。

本集乃《錢基博集》“子學”部分，全一册，輯入了錢先生所撰涉及子學的論文十五篇，以及專著七部（《論語約纂》、《孟子約纂》、《佛經講義》、《讀〈莊子·天下篇〉疏記》、《名家五種校讀記》、《〈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心經〉章句信解》），内容涵盖先秦諸子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和佛学。

衆所週知，在錢先生長達五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有七年（1917－1924）是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省三師）度過的。七年不算短，這段經歷在他的學術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對其此後的學術發展有著特殊的影響。省三師是一所標準的五年制師範學校，預科一年，本科四年，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班均在四十人上下，全校共有五個班級，在校生約合二百名左右。國文教師的任課，必隨班遞升，從預科至此班本科四年級畢業，再回任預科。而且，全校國文教師不一定非要四人不可，比如在錢基博任教省三師的期間，國文教師就常常只有三人，除錢氏之外，還有沈昌直、薛鳳昌二位先生。沈、薛各負責兩個班級的國文課，剩下一個班級則由錢氏擔任。此外，他還負責全校預科和本科一年級的讀經課。

根據壬子癸丑學制，師範學校以造就小學教員爲目的。課程一般有修身、讀經、教育、國文、習字、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農業、樂歌、體操等。其中大部分課程，都能正常施行，惟有“讀經”一門，伴隨着經學的没落而日益被邊緣化，尤其是“五四”以後，“讀經”之事，更遭人詬病，因此大多數師範學校都取消了這門課程。但省三師在校長顧倬和國文教師錢基博等人的堅持下，“讀經”之事，一直延續到壬戌學制全面推行才告中斷。省三師的讀經課，經過錢先生的長期教學實踐，逐漸形成定規：預科讀《論語》和《孟子》，本科第一年讀《禮記》和《春秋左氏傳》；由任課教師自編講義。因此，《論語約纂》、《孟子約纂》二書即爲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經課的鉛印講義，與已經出版的《錢基博集·經學論稿》中收録的《禮記約纂》、《春秋約纂》屬同一套教材，由無錫輔仁中學代印，於民國八年（1919）正式出版，至今未予再版，幾乎不爲人知。此次舊籍重刊，溫故知新，舍錢先生經學立場不論，兩書於儒學研究亦多精粹之語，有明確的立場、態度和見地，可供當今學人參考與玩味。

錢基博子學研究的宗旨、義例與江瑔、顧實、陳鐘凡、孫德謙頗爲相近，而不隨波逐流，被古史辨派牽着鼻子走。他常言治諸子之學要緊之事有二：一、求訓詁。使子書確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二、明流别。先儒論諸子流别者莫詳於《莊子·天下篇》、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漢書·藝文志》諸篇，其它可覆按也。在同輩學人當中，他又特别推崇江瑔和陳鐘凡兩人，認爲江瑔的《讀子巵言》：“論諸子之所以異流；又進而論諸子之何以同源。詳證博引，條分縷悉，厥爲治諸子流别者不可不讀之書焉。”^[2]而對陳鐘凡的《諸子通誼》，則有這樣的評價：“以周官爲根柢，以《漢書·藝文志》爲崖郭，窮究流變，根極於禮，遠勝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皮傅歐學，武斷不經。”^[3]至于他自己的子學論著，其中《讀〈莊子·天下篇〉疏記》一書，無疑是其子學方面的綱領性著作。該書由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九年（1930）四月初版，民國二十二年（1933）四月再版，民國二十三年（1934）五月三版。由於深受梁啓超的影響，錢先生特别重視《莊子·天下篇》，論大義則疏通莊子的“内聖外王”之學來考證先秦諸子的思想史脈絡；他又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尤其是同時代考古學者的意見，提出了研究諸子學的四條“造疏之規”：一是“以子治子”，二是“稽流《史》、《漢》”，三是“古訓是式”，四是“多聞闕疑”。而且畢生秉持，不曲學，不阿世，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充分體現了錢基博一貫的“孤往”精神和“會通”素養。

《名家五種校讀記》作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一（第九册），由無錫民生印書館印刷，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五月三十一日出版。該書對先秦名家的五種著作即《尹文子》、《鄧析子》、《慎子》、《惠子》和《公孫龍子》進行的校勘、輯佚和提要工作，可説是錢先生整理古籍最見心力的一部著作了。除《惠子》分“徵文記”和“傳”两部分外，其餘四種皆分“校讀記”、“傳”、“後叙”三部分；在“校讀記”中，又於各篇分“校勘”和“提要”。自古名家基本典籍中就有很多錯訛，學生閱讀頗感不便，故錢先生對名家留下的著作做了基本的文獻匯校，汰蕪存英，提要鈎玄，且對名家五子作傳記及後序，有功於學術不淺。

錢基博先生浸淫古文辭數十年，耽誦老子之言，於先秦道家的玄言、玄智多所相契。近人高峰甚至認爲，錢氏對老莊的研究，在方法上已非單純考古的範圍，是對老聃、莊周學術思想的體悟和會真，達到了現代詮釋學的理論深度。^[4]其代表性著作，即包括《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該書由大華書局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十月出版，共四部分，分别題爲“老子”、“老子《道德經》”、“《道德經》之本子”和“《道德經》之讀法”。篇幅雖小，但却是一部頗爲精煉卓識的著作，鈎玄提要，綱舉目張，不只便於初學，對專門學者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誠如熊鐵基先生所言：“該書以文言寫作，今日重印也是有極大學習參考價值的。有些舊作會使人有‘過時’之感，錢先生此書的内容，完全符合今天的需要，用今天的話説，它有原創性和前沿性。它言必有據，没有空話；它提出的問題，至今仍值得思考和研究。”^[5]

《佛經講義》亦爲錢先生任教省三師時的講義，據資料顯示，無錫圖書館原藏有稿本一册^[6]，唯現今下落不明。而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書稿，則刊於民國十一年（1922）十月十六日至民國十三年（1924）一月十六日的《無錫新報·思潮月刊》，共分六章：一、佛學概論，二、《觀世音經》，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五、《準提陀羅尼經》，六、《大悲陀羅尼經》。今存前三章，可惜已是殘稿了。民國三十六年（1947），正值錢先生之父祖耆公百歲冥誕，他自己則年屆六十，舉目瘡痍，戰禍連連，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錢先生受持誦經，發心見性，乃收拾零篇舊文，爲之章句，冠以解題，以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心經〉章句信解》一書，並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出版，铅印线装本。好友費範九（慧茂居士）爲此書作序曰：“抗戰執教上庠，課餘寫經，寒暑靡閒，成《金剛經心經章句信解》，以平日治學方法施之佛典，句梳字櫛，大義分明，開卷釐然，信行增上，不僅通儒釋之郵已也。”可知先生寫作此書之旨趣。

關於本書内容的編排，我們自然有慎重的考慮，並非隨意妄爲，但不能否認，在朋友中的確也存在不同意見，甚至有否定的意見。我們非常歡迎更多的讀者關註，只要言之有據，持之成理，都有利於學術成長，使討論深入下去。至於對文字内容的整理點校，則是本人利用業餘時間陸續做出來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作为中文系本科生課堂教學訓練的内容之一，《孟子約纂》、《名家五種校讀記》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心經〉章句信解》三書分别由我的學生鄭娉、陳微、張芳等同學參與點校，在此特别提出來，不該埋没了三位的辛勤勞動。

本書的資料搜集工作涉及多家圖書館和私人機構，並得到了學界師友和學生們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恕我不便一一列舉。比如《論語約纂》一书，存世稀少，異常珍貴，幸虧有江南大學劉桂秋兄古道熱腸，在他的多方聯絡與溝通之下，最後由无锡輔仁高级中學教学名师、调研员鈕偉國先生慷慨提供電子圖版，並做了精心的掃描處理。在此，謹向兩位無錫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著作數量大，加上本人學養有限，本册的編校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傅宏星

二〇一四年十月識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

【注释】

[1]錢基博：《經學通志》，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6頁。

[2]錢基博：《三師〈群書治要〉叙目》，《無錫新報·思潮月刊》，1923年12月16日。

[3]錢基博：《近代提要鈎玄之作者》，《中國語文學研究》，中華書局，1935年出版。

[4]高峰：《大道希夷——近現代的先秦道家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2頁。

[5]熊鐵基：《再讀〈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頁。

[6]参見《無錫縣立圖書館地方著述目録》，1936年10月印行，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