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前时期
越南的史前文化时期大致从有人类在越南境内开始活动至公元前2世纪左右。这是越南本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根据考古发现,在当今越南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人居住。他们知道使用粘土或砂石做模子,知道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畜家禽,如水牛、黄牛、猪、鸡等。可以确定当时有3个文化群落:第一个通常叫作“前东山”文化,分布在红河、马江、大江[1]流域;第二个文化群落是分布在南中部的“前沙潢”文化;第三个文化群落分布在东南部的同奈河流域。[2]
越南主体民族——越族人的祖先是活跃在中国东南部的百越的一支——雒越人。他们最早生活在红河中下游一带。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越族人的祖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代表性的有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1和冯原文化。和平文化之后,过渡到以磨光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北山文化 [4],最后形成了统一的东山文化[5],东山文化是越南青铜时代[6]文化的顶峰。
东山文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主要分布在红河和马江流域。在这一文化中,石器数量稀少,类型单调,大多为装饰品。陶器数量很多,具有实用性,但制造简陋,无装饰或只有简单的纹饰。铜器异常丰富,形制复杂,包括工具、武器、日常用品、装饰品和工艺品,其中器形巨大、纹饰精美的铜鼓是东山文化的代表。考古发现的东山铜鼓直径30~80厘米,高30~70厘米,制作精美,工艺水平很高。鼓面有星星图案,较常见的为十二角。铜鼓侧面绘有人物、武器、鸟兽、虫鱼等,主题是古代越人的生活情形,如舂米、捕捞、打猎、祭祀和娱乐等。铜鼓最早作为乐器使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部落首领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并成为权贵阶层的陪葬品。铜鼓是东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末期,当地的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东山文化的墓群中出现了贫富差别。但贫富分化并不悬殊,无奴隶和奴隶主之分。(https://www.daowen.com)
另外,位于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的古螺城[7]也是越南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根据遗迹推断,古螺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有护城河。城池共分3层,外层周长8公里,中层周长6.5公里,内层周长1.6公里,中心区域面积达2平方公里。古螺城还设计有水路通向红河,建筑坚固,易守难攻,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同一时期,南中部的“前沙潢”文化也发展成铁器时代的“沙潢”文化。这一文化的代表是从墓葬里开掘出来的大量铁制工具,以及玛瑙、碧玉等装饰品。这一文化广泛地分布于承天至同奈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沙潢文化”的主人或许是占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曾建立过“占婆国”。
关于史前时期的情形,越南旧史[8]称,越南曾存在“文郎”国,其国君称“雄王”,前后共18世。公元前3世纪,号称“安阳王”的“蜀王子泮”灭“文郎”国,建立起“瓯雒”国。目前,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越南有据可考的信史,不能早于中国秦代。”“文郎”和“瓯雒”应为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雄王”和“安阳王”都是当时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其中“雄”字应为史书传抄过程中“雒”字的误写。[9]
4世纪成书的《交州外域记》记载:“交阯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仰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其田仰潮水上下”意即随潮水涨落来浇灌田地,这种耕作方式即“刀耕水耨”或“火耕水耨”,反映出当时越人的生产方式。据推断,越南社会的早期结构为农村公社。农村公社以地缘为基础,房屋及其附属物归劳动者所有,大部分土地归公社所有,分给各成员耕种,个人只有使用权。越南农村的这种公田、公土制度一直到延续到1945年“八月革命”前夕。
潘辉注在《历朝宪章类志》中写道:“当是时也,君臣并耕,父子同浴,不设防畛,无别等威,其民皆文身鼻饮,相与嬉游无事,号称至德之世云。”[10]由此可知,古籍中所载的“雒田”、“雒民”时代,私有土地尚未出现,全部耕地、山林、山川、池塘均为公有。那时还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军队、监狱,也没有文字,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当时的越南北部只是处在“文明的门槛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