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祖先崇拜透视
（一）祖先崇拜的象征意义
祖先崇拜对越南传统及现代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已经成为越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淳风美俗”，并将代代相传。在这一习俗中，蕴涵着越南人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道德以及对家庭、进而对社会构架的认识和看法，成为越南人价值观、世界观永恒的象征符号。
首先，祖先崇拜使家庭成员的角色关系以及家庭伦理秩序观念得到不断的确认与强化。丧礼中的“立丧主”、“成服”等仪式重新确立了逝者家族中生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在越南，丧主一般为长子，如果长子已去世则立逝者的嫡孙或是正式继承逝者家产的男子为丧主。这实际上是对家中格局的一次重新调整和确认，以适应逝者去世后所带来的家庭成员及关系的变动。通过丧主的确立，因逝者去世而被暂时打乱的家庭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丧主同时拥有了逝者在世时的权利和义务。成服礼则通过丧礼中家庭成员衣着装束的差别以及行礼时列队次序的不同，体现家庭中新的上下长幼及亲疏关系。它是在确立丧主的基础上对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再度定位，也是对家庭成员之身份、年龄和性别等秩序观念的强调。
祭祖仪式的意义则在于它确认了生者与祖先（逝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意味着被祭祀的祖先仍然存在于生者的社会网络之中。虽然过世人与现世人的存在方式不同，但人们与祖先之间的关系是连续而不是中断的。现世人与过世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这种跨越阴阳的交流通过丧礼与祭礼而得以实现。出殡的时候，家人会在回家的路上撒冥器作记号，以便让祖先记得回家的路，随时都能与家人团聚。越南人认为，虽然祖先已经去世，但他们的灵魂从来不曾离开自己的子孙，不仅仅在家庭举行重大仪式以及过年过节的时候祖先们会在场（如过年前家人要去扫墓并请祖先回家过年，正月初三或初四再烧冥器送祖先回到阴府），家庭成员所发生的任何变故，小到身体的病痛，大到生子、升学等等，祖先都会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人们还认为，香烛是沟通这种阴阳阻隔的桥梁，缕缕青烟可以帮助实现阴间阳间的对话。人们的种种观念及仪式都表明，祖先与后代的关系只是现世生活中父母与儿女关系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而已。在越南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纵向组成包括了家中所祭祀的历代祖先在内，他们从来都是家庭的一员，是家庭秩序与权威的象征。
其次，祭祖体现了家庭中代际互惠的亲缘伦理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表现在子女的孝心以及祖先对子女的养育和福佑两方面。祖先在世时于子女有生育和养育之恩，作为回报，子女也要终生服从他们的命令并侍奉、赡养他们至终老。这种代际互惠关系的永恒性，通过丧、祭仪式的经常性示范被反复强调，并得以世代相传。在这些象征代际互惠关系的仪式中，祭祀者的诚心与孝心是最核心的因素，它含有返本报恩，慎终追远的深意。几乎所有的仪式象征符号都是以此为核心的，正如范琼芳所说：“（在丧礼中），所有严密的规定都是以表露人们深厚的孝道思想为目的的。”[12]
越南人的丧、祭礼仪源于中国，但经过本土化之后，它们已经带有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其“孝”道思想已经超越了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具有一种平易与质朴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寄寓于人们祭祖的仪式与观念中。比如向祖先供奉餐饭，为祖先烧纸制冥器等。如果我们滤去这一现象的迷信因素，那么它正是现世生活中子女细心尽孝道的体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类似烧冥器之举的荒诞性，但因实施它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而如果不实施的话则会让为人子者自觉有愧于祖先而无法心安，所以人们还是沿袭这一习俗。可见，仪式象征符号的原始宗教意义在现代文明中已经逐渐褪色，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满足生者表达其孝子之心的需要，使其内心世界得到安慰。它们是承载生者“诚心”与“孝心”的文化符号，是生者精神寄托的物质载体。当子女们通过丧、祭仪式的方式将自己的孝心敬献给祖先的同时，祖先们也见证并“完成”了他们对于子女的“福佑”，尽管这种见证和福佑只是存在于生者的精神领域之中。
因此，在越南传统家庭的近祖崇拜中，对祖先进行丧、祭仪式的意义是重新确认家庭成员（包括祖先）之间的关系，重温家庭成员之间由身份、年龄、性别等所带来的秩序观念，并重温代际间慈与孝的血缘互惠关系。这两种伦理关系是维系越南传统家庭纵向关系的基本纽带，而其中慈与孝的纵向关系则形成了家庭中横向关系“悌与顺”的基础。在人们心理需要的驱使下，家庭之“网”通过其对家庭成员的深刻影响而延伸到社区和社会中，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而成为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基础，家庭观念也因之而社会化。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曾说道：“在我国社会，个人淹没在家族之中，所有一切的伦理道德、文宪制度、政治法律都以家族主义为本。”[13]越南著名民俗学家吴德盛也指出：“越南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特征之一在于以‘家族’作为基本的社会交际框架。”[14]
越南民族重家族、重血缘亲情，他们把这种家庭伦理社会化，用家庭、家族中的各种秩序关系、血缘关系去认知、阐释并构建社会关系。这种家庭关系社会化的特点从其民族对称谓语的使用上明显地表现出来：表示越南家庭成员关系的称谓语如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甚至爸爸、妈妈等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交际中。这样一来，家族、家庭成员中尊卑有序、等级有差的秩序观念以及“血浓于水”的亲情观念也成为了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潜规则。
祖先崇拜是在血缘基础上对人伦关系的关注，它实质上是对血缘关系（包括近祖和远祖）的崇拜，它寄托着人们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一经社会化，一切都被纳入“类血缘”关系的范畴之中。由此，泛化、抽象的血缘观念以及在血缘基础上产生的“饮水思源”的思想意识也随之被运用到越南民族对“类血缘”关系的崇拜中。(https://www.daowen.com)
（二）祖先崇拜与越南人的“恩义”观
越南学者悛映指出：“越南人承认任何一种宗教，只要其教条不与民族的根本道德和祖先的遗训相违背，它即是我们东方世界道德基础的精髓：仁、义、礼、智、信。”[15]可见，当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转化为越南文化的内在特质时，儒家文化的伦理价值观也相应成为越南民族所尊崇的神圣价值，这一价值的在越南文化中的本土渊源即越南民族饮水思源、友爱互助、报本答恩、“为他”等朴素的仁义思想意识。这种意识根植于越南农耕文化的语境中，是在越南农村公社的背景下，从民族的土地意识和血缘情结中产生的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潜意识，以及对自己“根源”的依恋心理。它因契合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体系，因而得以被上层文化强化、系统化和伦理化。
越南民族的恩义观念正是在民间朴素的文化意识与上层儒家文化的互动中孕育并发展的。在越南人的观念中，“义”首先是“报恩答义”，是对“根”的追忆；“义”是通过“礼”来实现的，“礼”是道德的实践层面。受人恩惠要记恩，得人帮助要报答。“报恩答义”是一种对源头的追忆与怀念，也是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反思。“报恩”文化心理是越南民族一种普遍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越南人民的精神生活，成为世代遗传的“文化基因”。在民间信仰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报恩的文化心理及恩义观正是信仰者怀抱的理念和信仰对象需具备的品格。
越南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伦理性。越南先民对血缘关系的崇拜以及浓厚的土地意识孕育了越南民族“饮水思源”的朴素意识和恩义观念，并将它们固化于越族世代的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中，成为其中最稳定的质素，并为祖先崇拜及其他民间信仰的世代延续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它对儒家“孝悌是为仁之本”的孝道思想作出了最好的本土化诠释。
越南人认为，孝顺的子女是懂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人，而孝敬父母，就意味着也要孝敬祖父母和祖先，即自己的“根”。当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要奉养他们，听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时时处处都让他们满意。当他们去世的时候，除了办丧事外，还要祭祀他们，如同祭祀更早的祖先一样。
我们看到，在“孝道”观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中包含着越南人深刻而朴实的“感恩”、“报恩”思想。正如悛映说：“供奉祖先是出于子女对过世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诚敬和感恩之心。”[16]越南学者潘继炳在其《越南风俗》一书中也写道：“我们祖先崇拜的习俗十分虔诚，这也是我们的不忘本之心，是人们的义举。”除了祖先崇拜，在越族传统的家庭信仰体系中，对祖师的崇拜也体现了人们知恩图报的观念意识，信仰对象“施恩”、“有恩”或“有功”于信仰者与信仰者以祭祀的方式“报恩”之间的双向互动即构成了信仰本身。而如果我们在越南人强烈的“报恩”观念中解读其民间信仰，则其信仰的功利目的亦是通过“渴望施恩”与“受恩”后“报恩”的方式实现的，这里体现了祭祀之“礼”与“恩”的关系。
概言之，越南人的祖先崇拜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儒家思想是它深厚的思想基础。对祖先的崇拜实际是在血缘基础上对人伦关系的关注，其实质是对血缘关系的崇拜。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越南人的精神生活，决定了越南人普遍重家族、重血缘亲情的文化心理以及习惯用家庭、家族中的各种秩序关系、血缘关系去认知、阐释并构建社会关系的家庭伦理社会化倾向，同时也强化了越南人“报恩答义”的社会交际理念。
祖先崇拜在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估计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在越南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鉴于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形态对民间信仰的制约作用，随着越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南人的祖先崇拜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比如由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和个人可支配时间的日益不确定，其表现形式也许会趋于灵活或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