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郡县时期
中国封建王朝的入主，加速推动越南向文明社会迈进。从秦朝至五代十国时期，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处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即便出现地方割据政权，维持的时间也不长。这是越南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郡县时期”。
中国在越南的统治，开始是比较松散的。秦朝在越南[12]的统治时间很短，象郡的设立可能仅是名义上的，影响比较有限。秦末，赵佗建立“南越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发岭南。赵佗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从其俗而治”，仅派“二使者”典主。[13]他重视传播中原汉文化，使用汉字；“和辑百越”，鼓励汉越通婚，融合越地社会，增进民族和睦；推广中原农业技术，发展生产。赵佗为越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西汉在其地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也是“无赋税，雒侯、雒将主民如故”。尽管如此，从秦朝到西汉约200年的统治时期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交趾地区进入了有阶级的“文明社会”，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权，为以后中国封建王朝进一步加强统治打下了基础。
两汉交替之际，锡光、任延分别任交趾、九真太守，他们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下令铸造铁制农具，推广牛耕，教习耕作，建立学校，制定婚娶礼法及衣服式样。在他们的治理下，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对此史书评价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14]
东汉初年（公元40年），征侧、征贰姐妹举兵起事，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入越，“二征”兵败。马援继军事行动后，在当地加强治理措施，进一步推行郡县制。马援将交趾郡人口众多的西于县（当时有3万2千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在交趾修筑道路，建造城池作为统治中心；兴修水利、鼓励农耕；施行汉朝的法律，取消与之抵触的习惯法，强化了汉朝对交趾的统治。
东汉末年，贾琮、李琴、士燮等人相继担任交州刺史，继续采取措施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士燮治民有方，礼贤下士，爱民教民，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传播儒学，深受越人爱戴，被尊为“士王”和“南交学祖”。当时中原大乱，中原人士“往避难者数以百”，其中有著名学者刘熙、程秉、薛综、许靖、刘巴、牟博等，他们和士燮一道大开文教，传播汉字和汉文化，教化交州子弟，以儒家思想淳化当地风俗，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使汉字成为当地的唯一文字。
679年，唐朝在交趾设安南都护府，对其地进行有效管理。中原与安南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派往安南的官吏文化素质较高，热心倡导文教，如都护高骈喜欢与儒士交游，任内写下不少诗文；另一位都护马縂“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15]。王勃的父亲王福峙被贬为交趾县令，在任内“大开文教，士民德之”，为儒学广泛传播做出贡献。王福峙去世后，当地民众特立“王夫子祠”，以表怀念。(https://www.daowen.com)
在官吏们大兴文教的同时，唐朝许多文人墨客也来到安南，对汉语、汉字及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等都曾寓居安南，留下不少关于安南的诗篇，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沈佺期的《初达驩州》等。同时，安南不少文人如无碍上人、奉定法师、惟鉴法师等北上进入中原，与内地文人切磋诗艺。《全唐诗》中收录有中原诗人与安南诗人相互唱和的诗篇，如张籍的《山中赠日南僧》、杨巨源的《供奉定法师归安南》、贾岛的《送安南惟鉴法师》等。
唐朝时期，安南的一些优秀人才经遴选进入中央政府任职，如姜公辅、姜公复两兄弟和廖有方等。其中姜公辅于唐德宗时在朝为官，他不但精通儒典，有经论之才，而且睿智有谋，忠贞耿直，曾官至谏议大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的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对直言极谏策》被收录在《全唐文》中，说明安南地区的文教事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也是在郡县时期，儒教[16]、佛教和道教也相继传入越南，成为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
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其后，因出任越南太守、刺史的倡导，文人学士的宣扬，民间交往的浸渐，儒家思想也随之传入越南，并对越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越南古代社会的礼仪法度、风俗习惯，都受到儒家思想的规约和引导。
越南的佛教先从印度传入，是为小乘佛教，越南民间称佛为“But”，该词即源于梵文“Buddha”（佛），这也说明越南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大乘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又在2世纪左右传入交趾地区，大乘佛教很快取代先行传入的小乘佛教占据统治地位。东汉时期的牟博（牟子）就是较早在交趾传播佛教的人物之一，他在交趾完成的著作《牟子理惑论》是一部重要佛教典籍。交州郡的首府羸阝娄、大罗先后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道教约于2世纪由中国传入越南。《牟子理惑论》序中记载：“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这说明，东汉末年，避难交州的道教术士将道教带入交趾地区。道教最早传入的是符箓派，该派倡导鬼神崇拜，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消灾等。《交州八县记》载，隋唐时期交州地区有名的道观就有21座之多。这说明，道教已被当地民众所接受，成为重要的宗教之一。
整个郡县时期，随着与中原交流的不断深入，交趾地区各个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和耕牛得到应用，改变了以前“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的耕作方法，产量大幅提高。早在东汉末年，当时的越南就已经种植双季稻，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 · 吴都赋》中曾说此地“国税再熟之稻，岁贡八蚕之绵”。隋唐时期，安南地区不但种植双季稻，而且还修筑了防洪堤坝和灌溉沟渠。当地的手工业也取得长足进步，史书记载“扬州租绸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17]，可见当时安南丝的质量已经非常高，成为唐朝重要的税收之一。安南织工用芭蕉的纤维织成葛，称为“蕉葛”，又称“交趾葛”。九真织工用细嫩的簟竹浸泡后织成布，称竹疏布，都很有名。3世纪，孙吴曾征调交州的1 000余名工匠至建康（今南京）使用，说明交州的手工业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同一时期，交州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同东南亚和西洋各国开展海上贸易和交通往来的重要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