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卫生运动的历史影响
1.唤醒了苏区军民的卫生防疫意识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广大的山区百姓因生活困苦和知识匮乏，存在不同程度的喝生水、吃生食物、吃死猪死禽、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于河等旧俗陋习。发生传染病疫情后，有的求神拜佛、胡乱医治，有的恐慌逃避，带着病源投亲靠友，以致疫情时常恶性蔓延。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后，苏区群众的防疫观念逐步建立和加强。由于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群众逐渐懂得了如何科学地防病治病。一方面，他们了解了有关传染病的相关知识，如各种传染病的危害和防治的方法，做到了心中有数。另一方面，他们自觉行动起来，投入卫生运动，通过定期大扫除、疏通沟渠污水、焚烧垃圾污物、洗涤家具用品、暴晒衣服被褥等举措，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足以说明苏区群众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初步掌握了科学的卫生知识，并且自觉在日常生活或疫情发生时运用于实践之中。这种防疫意识的觉醒，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与各种传染病作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都受用无穷。
2.增强了苏区群众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
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群众集体性的工作，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但是，原来即使是打扫卫生等简单的防疫措施，都因缺乏组织领导，群众大多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共卫生几乎无人过问。尤其是传染病暴发时，往往被传染者所在的家庭听天由命、求神拜佛，其他人避而远之，群众之间缺乏团结协作、共渡难关的精神，以至于本来不该暴发的疫情暴发了，本来可以通过集体力量控制的传染病却蔓延开来。
有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和领导，苏区原本分散的群众走到了一起，大家自觉地投身卫生运动，成为卫生运动的主力军。起初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卫生运动，在群众见到了讲卫生的好处后，就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且这些行动往往都是集体性的，不仅是同一村庄的群众集体行动，而且原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与村之间也互动起来，开展卫生竞赛，使大家在共同的卫生运动中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团结在一起，这不仅有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
3.维护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十分残酷，伤亡在所难免。如果死尸和伤员得不到及时科学处理，就有产生传染病并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苏区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医疗卫生条件十分简陋，进一步加大了防病治病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苏区的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暴发，这就需要开展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将传染病暴发的概率和危害降到最低。而且，当时红军是以农村为根据地，部队和苏区群众生活和战斗在一起，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互相影响的，如果苏区群众性卫生防疫没有搞好，在群众中暴发了传染病，必将危及红军将士的生命健康，从而整体上危及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苏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就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下，苏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发动群众，就地取材，中西医结合，科学防治，虽然没有完全杜绝传染病，但是有效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蔓延。
4.与白区防疫工作形成鲜明对照
与苏区迅速控制疫情相比，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却出现疫情防控不力的局面，既有“陕西虎疫盛行，每日死亡愈数千” “四川灾荒瘟疫流行”的人间惨剧；又有白军内部流行发烧打摆子、疾痢、烂脚疤子等传染病，而且白军病患者无人管顾，“官长强迫病员行军，如十五团第一营四连等有几个病兵要求入医院，狗官长不肯，还说他装病，强迫要行军，结果在朋口悬梁吊死病兵十余名。”[9]与此相反，中革军委明确要求，红军部队“凡患疟疾、痢疾、溃疡及其他传染病，必须离开部队入医院，或随卫生机关休养。无论因何项病症而不能随队行进者，均须设法收容安置，不得遗弃路上。”[10]白区和白军公共卫生的惨象，与苏区和红军防疫卫生成效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国民党官兵纷纷投诚参加红军。
古人说，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创造了苏区“大战之后无大疫”的奇迹，保障了军民的身体健康，而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公共卫生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11]，“苏区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90%；红军部队中的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等发病率也大幅下降，疥疮基本消灭，其他各种疾病也随之减少”[12]，“赣东北苏区推行卫生运动建设仅一年，1932年的疾病即比1931年减少了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