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优良、敢于创新
医学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苏区，从事医务工作不仅要政治素质高，还要技术精湛。毛泽东提出苏区医务人员必须具备“政治坚定” 与“技术优良”两个方面的要求[16]。1932年2月，在红军军医学校开学典礼上，朱德勉励学员们“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要求每位“红色医生……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7]。解除病人痛苦，消除苏区疫情，根本上还是要靠扎实的专业知识，精湛的医学技能，过硬的行医本领。专业水平是医务工作者实施战场救护、开展治病防疫的基本条件与必备素质，也是红医精神的基本内涵。
苏区时期，医务人员十分缺乏，特别是拥有一定经验的医务人员，更是难以寻觅。为培养能够胜任革命战争需要且医术高超的医务人员，党与苏维埃政府利用当时有限的技术力量与物质条件，举办专业性培训班和医务学校，提升苏区医疗卫生技术水平。苏区医务学校采取的是短期速成制，几年的教学内容要求一年甚至几个月学完。红军军医（卫生）学校的专业课程以基础理论课（5个月）、临床理论课（5个月）与临床实习（2个月）为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医务人员，突显了战争视野下苏区医学的教学特色。
苏维埃政府鼓励开办医务学校，特别鼓励由医学前辈进行手把手的医学教育。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理论讲授听不懂，学习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毛泽东指出，“讲不懂，就做给他们看。”鼓励教员们给学生作示范，将教学内容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达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傅连暲回忆，“讲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课堂上当面注射一次，果然学员们很容易就学会了。”[18]当时在红三军团医训班学习的杨庆堂回忆，“如对四肢动静脉损伤出血的处理，我们都没有这些知识，碰到此种情况不知如何处理，教员就一边进行实际操作处置，一边给我们讲解道理，使我们能很快地掌握技术知识。”[19]
培养一名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需要时间的磨炼、组织的关心，更需要医务人员用心用情在实践中不断钻研与认真总结。苏区医务人员并非人人出自医学专门学校，更多的人是因革命战争的需要，临时加入医疗行业的。别说是查体、开处方，就连识字都不多。在此情景下，要快速培养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磨炼。当年，往往战斗一旦打响，学生们就可能要上战场。学生刚学医，懂的不多，在战场救护中，或当教员的助手，或在教员的指导下操作。这在当时是无奈之举，但也不失为一种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学生随军行动，一边开展救护工作，一边开展实地教学，在抢救伤员的实践中逐步掌握救护技术。张汝光在描述自己从事医务工作的艰辛经历时说：“由于任务的需要，我们到附近的后方医院担任治疗工作。那时我们才学了一部分内科学和处方学，怎么敢去看病呢？校长用鼓励的口吻给我们讲了诊断的方法。他还告诉我们，如果弄不清楚，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也可以把病情记下来，查查书，弄清了再开处方。我心情紧张地走进病房，在第一个病人面前坐下，问完病情要作诊断，但到底是什么病呢？我拿不定主意。这时我觉得好像全病房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似的……当我对着无法确诊的病情记录着急时，校长就详细地告诉我应该怎样诊断和治疗。半个多月后，通过实践我们慢慢地掌握了初步的治病方法。”[20]
为普及卫生知识，苏区克服物质和技术上的困难，编辑出版卫生书刊，如《健康》《红色卫生》和《卫生人员讲话》等。1931年秋创办的《健康》是一份报道卫生行政和医院政治情况、交流医术经验的不定期报纸；1933年创办的《红色卫生》是由红军卫生学校专门针对医务人员编辑出版的专业性杂志。这些报刊刊载了贺诚、陈义厚、李治以及其他教员不少专业性文章。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组织编印了《内科学》《临症便览》《最新创伤疗法》等书籍，供医务人员学习。1932年10月，红五军团军医处还编印了《药物要义》教材，介绍了35类最基本的药物。这些报刊、书籍简单明了，非常实用，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法，使医务人员了解最需要的知识，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阅读拓展】
《健康》：第一份卫生专业报纸
1931年秋，苏区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军医处，在处长贺诚领导下，创办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份卫生专业报纸——《健康》。其宗旨是指导苏区卫生防疫工作，帮助医务人员提高健康意识，促进业务水平提升。创刊初始，发行仅百余份，只发至团级单位，后逐渐增加数量与扩大发行范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途中，《健康》报仍出版了多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健康》报停办。1946年8月，贺诚受命赴东北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等职。《健康》报在佳木斯市复刊。1947年6月，报社随军迁至哈尔滨。1948年底，报社又迁至沈阳。1949年4月，《健康》报转为东北军区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机关报。
图7-5 在东北复刊的《健康》报和新中国成立的《健康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健康》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机关报，由旬刊改为周刊，1950年5月4日在北京出版第一期。党和政府领导人朱德、宋庆龄、郭沫若为《健康》报题词致贺。1956年1月6日，报头启用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健康报”三字，一直沿用至今。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报》立足“健康中国”建设战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政策，全面报道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果，大力弘扬卫生工作者职业精神，广泛传播健康科普知识。
苏区一方面加大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又积极开拓创新，研制新药品，以此缓解药品紧缺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21]社会发展史证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革故鼎新精神从未消失，“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念深入人心。
百年来，党在斗争中形成的红医精神，传承并不断升华了中华民族敢于创新这一光荣传统。面对战乱的环境和缺医少药的困境，红色医务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攻关和研发，勇于发明创新，铸就了红色卫生健康事业的不朽丰碑。
提升医疗技术，鼓励发明创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十分注重奖励在医学研究上有重大贡献和创新发明的医务人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简章》第十一条规定，会员中如有新发明得由常委呈请政府奖励之；《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则规定，奖励积极努力和在医务上有大的贡献和新的发明的医生[22]。中央苏区各种报刊也对各类药物的发明和创新者予以宣传报道和表扬，如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以“红色医生的礼物”为题，报道了第五后方医院医务科科长杜志贤“在小布工作时，因敌人的封锁，购买西药困难，他曾发明一种用中药制造治疟疾的小布丸。现在茶岭五后医院工作，又发明一种茶岭膏，并还在热心的研究，继续发明。”[23]1934年6月12日，《红色中华》刊登消息，赞扬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不过两个月，“最近发现新的代替品治疗险恶病症”——“苏打水可治愈危险的出血性黄疸”“雷佛奴尔对于脓胞性疥疮有特效”[24]。
创新医务管理，注重人文关怀。在苏区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产生了较多伤病员，管理和服务态度都是问题。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服务质量，确保伤病员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意义十分重大。贺诚回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要他们好好为伤病员服务。看病要仔细，态度要好”。贺诚到红军总医院任职后，深感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正确。针对医院的伤病员遭受创伤痛苦，从白军过来的军医，服务态度不好，诊断也不认真等问题。贺诚立即着手整顿医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加大对伤病员的人文关怀。“我们广泛地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增强对伤病员的阶级感情，特别是对白军中过来的没有得到教育改造的卫生人员，加强了教育，表扬优点，批评缺点，定期检查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很快使医疗作风得到较大改进。”[25]俞翰西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曾任国民党第十八军团卫生队队长，在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中被俘后加入红军。经过红军思想政治教育，他到附属医院给伤病员诊病的同时，主动给驻地群众治病，深受大家喜爱。伤病员、学员和群众均称赞他是一位“好医生、好教员”。
创新器材，革新剂型，满足军民需要。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26]1933年，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所属中央卫生材料厂搬迁到瑞金新院村后，随着规模逐步扩大，划分了制药、敷料、酒精等5个车间，能利用中草药按西药剂型制成丸散膏丹，制造急救包、酒精、手术刀、止血钳等。对解决中央苏区和红军医院药材、器械匮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我们还改革剂型，把中草药粉碎做成片药、丸药，便于发放、携带和服用，深受部队欢迎。”[27]
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医疗水平。苏区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困难重重，常规的工作思路难以突破。苏区广大医务卫生人员勇于创新，创办卫生、医务学校，没有教室就借用祠堂、教堂等场所；没有教材，教学人员就自编自印；学员基础差，老师就因材施教，耐心细致给学员传授医学知识。“教学中注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部队常见病的治疗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培训出一批既有政治觉悟，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卫生人员，大大扩充了红军的医疗卫生队伍。”[28]当时战争频繁，医疗救治繁忙，课程只能时断时续进行，这一切都体现出广大医务人员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总之，百年来，在党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为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红医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中华医学发展史上铸就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今天，红医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为国家培养促进人类健康的医学人才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素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3]孙隆椿：《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4]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中央苏区医学教育资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史料回忆（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24页。
[6]尹纬斌：《红军名医李治将军纪事》，载《党史文汇》，2002年第6期。
[7]刘孝杰、曾新华、钟吟：《试论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赣南医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
[8]朱京海、赵群：《红色卫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9]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健康中国观察》，2020年第11期。
[10]刘善玖：《再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概况》，《赣南医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13]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第70—71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16]王雪：《中国医科大学的诞生与发展——刘民安、焦德钧访谈录》，《百年潮》，2016年第2期。
[17]卢希谦：《革命人道主义医德观的提出——纪念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发表50周年》，《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4期。
[18]徐向前、粟裕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9]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中央苏区医学教育资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20]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21]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3 年 5 月 5 日。
[22]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816页。
[23]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5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4—2665页。
[2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6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2页。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2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