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的卫生健康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日军的残酷扫荡，严重破坏了根据地的生产与生活，加大了军民患病的风险。加上医疗卫生队伍在游击战中分散安置，进一步加剧了医疗卫生力量不足的状况和保障难度，导致八路军、新四军疟疾、痢疾、天花、伤寒、麻疹、回归热等疫病的不时暴发，严重威胁着军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夺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结合新形势、新特点，全力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保护军民健康，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抗战卫生健康工作。
1.重建医疗卫生组织机构
1936年10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到达陕北。在缺人、缺物、缺钱的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医疗机构的重组重建工作。1937年8月，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3个师。115师有独立的卫生组织序列；120师改编时成立了军医处，由数名办事员分管医疗、卫生、行政等工作；129师挺进太行山初期，设置了师卫生部和2个旅卫生处、5个团卫生队。1937年10月，新四军组建后不断充实卫生机关，1938年2月正式成立新四军军医处。1941年1月底，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军卫生部同时成立，下辖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江等7个军区卫生部，以及独立旅、浙东纵队卫生部，形成了包括下设科室、后方医院、医学院校、制药厂，以及师、旅卫生部（科），团卫生队，营卫生所，连卫生员等医疗卫生组织系统。同时，还先后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后方医院。
1938年7月，重组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卫生工作的总领导机构，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人民军队卫生工作。1939年7月，中央军委组建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在抗日战争前期，军队系统的卫生组织工作遵循以下原则：“①各级卫生组织以集中紧缩为原则，要求人力物力之节省而得遂行其业务。②军委总卫生部为卫生部门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凡党、政、军属各级卫生机关之工作，概受其指导或管辖之。③为适应抗战需要与加强卫生部门工作之领导，分别党、政、军采取集中分管制，以加速其效率。”[4]因此，各边区按军委系统、边区政府系统，对卫生机构进行集中分管，形成了明确的职责和隶属关系。
2.建立医疗卫生工作规范
1937年10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发布《暂行卫生法规》，提出了医疗、卫生、战时救护、药品管理、卫生工作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卫生制度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1938年9月，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全军卫生扩大会议决议，为部队的卫生工作确立了详细具体的制度要求和行为规范。内容涉及医疗工作、卫生工作、教育工作、救护与转运工作、防毒工作、药品器材的补充、医务人员技术津贴、各级卫生机关的联系、老弱残废及新战士的入伍检查等诸多方面[5]。1942年1月，八路军总卫生部召开医院工作会议，提出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六项原则：“一、树立朴需因实、具体了解情况的工作作风，并随时发扬白求恩同志的工作精神；二、一切为了休养员；三、医务工作为医院工作的主体；四、团结技术人员；五、自力更生的解决物质困难；六、遵守各种法令，杜绝贪污浪费。”[6]在此基础上，根据全面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军队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在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与教育、伤病员的救护与转运、防毒工作的开展、医务人员的待遇、卫生机关的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规定。八路军还建立了医药指导委员会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提高队属卫生人员的医务技术，有力进行在职卫生干部的教育，使医学理论更好的与实践一致，以及发扬医学专家使之积极参加卫生建设”[7]。
3.开展行之有效的战时救护
抗战时期因分散游击，分散了医疗卫生急救力量，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军的扫荡与蚕食，如何机动灵活地对伤病员展开战时救护，是对卫生救护组织的重大考验。在各战场救护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时急救方式和制度，如晋察冀军区的“初步疗伤”制度。毛泽东指出，“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和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8]1938年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为了改变伤员因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导致恶化、致残，甚至是死亡的状况，白求恩悉心指导医护人员，将“初步疗伤”急救方式在全区普遍推广。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明确规定了战场救护的止血、固定、消毒、裹伤、搬运等五项主要技术原则。1943年，中央军委提出“无故不丢掉一个伤员”，事前要做好救护器材充分的准备工作，面对各种蚕食、扫荡、袭击等要做好救护应对工作，在每次战役前，做好担架配备、坚壁地区的预定、救护材料的筹补和简易救护方法的教育等工作，同时为被坚壁人员准备好足够生活物资，并做好思想工作，坚定信念，密切军民关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阅读拓展】
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来到中国，1939年11月因病逝世。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战争呕心沥血，毛泽东撰文《纪念白求恩》，号召全党向他学习，称其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9年10月27日晚，白求恩组成临时医疗队赶赴抗战前线，准备救治摩天岭战役的伤员。医疗队将手术室设在村外的小庙里。伤员被一个接一个地抬上手术台，手术之后又一个接一个被转送到后方。小庙里紧张、忙碌却秩序井然，在场的所有人全然忘记山区深秋的寒冷。最后一个大腿粉碎性骨折的年轻战士被抬上手术台已经是第二天，当时杂乱的枪声已经到了村边，他恳求白大夫“不要管我，马上转移。” 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继续手术，他把左手中指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却不小心扎破手指，他将手指简单包扎后，又继续处理伤员，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离开孙家庄。
手指划伤感染的次日，他忍着剧痛在一个分区医院连续两天检查了两个医疗所的工作，做了几十台手术，讲了两次现场课。感染的第5天，在给一名颈部患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他左手中指受伤处被细菌侵袭，受到致命的第二次感染，很快出现全身症状，高烧40摄氏度，呕吐不止。此后的十多天，他却继续摇摇晃晃地骑在马背上，辗转于前线和后方，从事巡视工作，并不停地为伤员做手术，高烧到没有一点儿力气，才被抬离战地。最终他因被感染酿成败血症而生命垂危。
图8-2 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下最后一封信，让聂荣臻转告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国际援华委员会、加拿大和平联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晚上，他多次昏迷，当他最后一次苏醒时，看到满屋神情紧张、伤心落泪的人们，安详地微笑着，抬高了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我多么不愿离开你们啊，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诺尔曼·白求恩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白求恩走了，带着对未尽事业的遗憾，带着对新中国的希冀，也带着对世界和平的憧憬，化作了太行山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4.大力培养医疗卫生专业人才
八路军卫生人才培养的“大本营”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为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934年随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复课，王斌任校长。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随后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这是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重要基地，设立了解剖、生理、细菌、病理、药理、内科、外科7个学系，仅1938年到1940年3月，共培养498人。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的卫生干部”。陕甘宁边区医药学校从1940年底到抗战胜利，共培养医务人员110人，司药13人。1939年到1945年，边区培养进修医生150人，检验员23人，药剂人员25人[9]。随着抗战形势不断变化，面对抗日队伍的迅速扩大和伤病员的急剧增加，医疗卫生人才紧缺情况越来越突出。毛泽东提出：“讲究卫生，保持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1943年，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卫生部门的几个工作原则》的指示[10]，进一步完善了战时卫生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制度。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队伍。一些原在城市或敌占区的医疗卫生人才和大量中学生、大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有的直接加入了抗日部队，有的投身医疗事业中，为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