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坚定、忠诚执着
政治坚定、忠诚执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灵魂所在，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禀赋，同时也是苏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毅力与信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时就明确提出了入盟的基本条件：“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忠诚执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坚定地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奋斗目标。历览党章或党纲可知，党的信念高高飘扬在党的旗帜上，党的理想深深扎根在党的事业中。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坚定的政治理想，明确的政治方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忠诚执着的革命信念，是党凝心聚力、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精神支柱。
在艰苦的苏区斗争实践中诞生的红医精神，是党领导广大苏区军民实施战场救护、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生动展示。红医精神深刻体现着苏区军民，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如初的政治理想，忠诚执着的革命信念。如果说革命战争孕育了以“政治坚定、忠诚执着”为灵魂的红医精神，那么中国共产党则精心培育了以“政治坚定、忠诚执着”为灵魂的红医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部队不仅关注广大医务工作者业务素质的提升，更关心他们政治素养的提高。通过狠抓思想政治建设，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帮助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革命观、良好的职业操守与坚定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强调，“对医务工作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是卫生医疗战线上的重要课题，要使全体医护人员懂得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是为完成政治任务服务的”[3]。当年，苏区广大医务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听党话，执着践行医者仁心，并经受了革命风雨的考验，开创苏区医疗卫生事业新局面，与苏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
党与苏维埃政府在注重医务工作者政治素质的涵养与政治修养历练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其忠诚执着的敬业精神。苏区医务工作者敬业精神的培养有赖于各级组织的倾心关怀。贺诚在《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一文中回顾红军卫生学校的学习生活及办学特色时指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当年卫生学校在招生与毕业中有两条不能逾越的铁规：新学员必须“思想正确，政治坚定……志愿终身于医学”。对政治学习欠佳、无心执着医学者即使医术再好也不能毕业。因此，对学员的“政治测验”与“志愿医学”就成为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各单位在选送学生时“务必从政治上切实审查，负绝对介绍之责，各学生来时并须填写介绍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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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1911—1998），原名曾昭学，湖南省宜章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24年秋，曾昭学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等活动。1926年8月，曾昭学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7-1 曾志
1928年4月，曾志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11月任小井红光医院党总支书记。她到医院不久，就筹备着过新年，为了让伤员们减轻痛苦、高高兴兴地过好年，医院组织了演戏、唱山歌等娱乐活动。看见伤员们个个露出了笑容，曾志心里十分开心。
曾志是一名矢志不渝的女战士，参加革命70多年，一生经历过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医务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与对医学事业执着忠诚的考察考核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医务工作者在救死扶伤时，特别是野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必然会接触到各级别的红军指战员，间接或直接了解到部队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机密。同时在行医治病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苏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不但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和敬业精神，这是其一。其二，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工农子弟对党与红军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政治上坚定跟党走，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然而，伤员救护是一项异常辛苦的工作，特别是在医务人员奇缺的情况下，必然要面对大量痛苦不堪的伤病员，几个医护人员往往要担负起成百上千伤病员的医疗护理工作，救治任务十分繁重。“每日不但得不到一顿热饭，甚至连四个钟头的睡眠也保证不了。”[5]这就需要医务人员具备顽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职业道德，良好的政治素养与执着的敬业精神。因此，中央苏区各种医务学校在招生时，特别强调学员的阶级成分、政治态度和“志愿”程度，以确保学员政治上的坚定性、事业上的责任心。
革命战争的惨烈和残酷，迫切需要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因此苏区打开大门，欢迎哪怕是出身地主、富农，甚至反革命家庭的医务人员加入红军，帮助红军医治伤员，投身到苏区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中来。革命不分早晚，出身不看家庭，只要是真正支持革命、帮助红军，志愿献身苏区医疗卫生事业，苏区军民不仅给予最热烈的欢迎，同时也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
从苏区医务工作者的来源构成可知，一部分由苏区培养，一部分为地方“土郎中”，一部分由上级派来，还有一部分是战争中虏获的敌军医生；也有少部分是弃暗投明、主动投诚的敌军医生，如陈义厚等。苏区特别注重对虏获、投诚医生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通过教育改造，促使他们在政治信仰上脱胎换骨，这也是苏区缓解医务人员紧缺的一项得力举措。无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贯彻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明确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方向—— 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军民健康。二是，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医生必须具有革命同情心，注重工作态度，体现救死扶伤职业操守，培养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三是，倡导民主平等，提高医务人员的政治地位，信任和保护医务人员。通过政治教育，医务人员中除俞翰西、陈义厚等大部分为革命捐躯外，幸存者都成为国家医学卫生事业的栋梁，孙仪之、李治等后来还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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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红军医界“大金刚”
李治（1899—1989），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泮中乡小木商家庭。1929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后在南昌开设私人诊所。1930年被逼从军，任国民党军张辉瓒部上尉军医。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被俘，经教育后参加红军并任红军第四医院军医。
图7-2 李治
李治医术精湛，救治率极高，深受大家的信任。工作期间，他看到医院医护人员缺乏，有些医护人员医疗、护理水平亟待提高，就利用夜晚时间编写医疗、护理教材，开办培训班，培训医疗护理人员。在反“围剿” 斗争中，李治在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组织全院医护人员克服各种困难，救治了一大批红军伤病员。1931年4月任红军第四医院医务主任，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红军第一医院医务主任、院长等职。他与傅连暲、戴济民和陈义厚被尊称为中央苏区医界“四大金刚”。
长征期间，李治调任干部休养所医务主任，负责两个干休连与中央领导人家属、女红军的医疗保健工作。长征途中，干部连中有几位女同志在战火中分娩，都是李治在危急艰难的情况下为她们接生的。周恩来在过草地前突患重病，连续高烧，处于昏迷状态。经李治仔细检查，确诊为阿米巴痢病菌引起的肝脓肿。在李治的精心治疗下，周恩来奇迹般地痊愈了。周恩来说，是李治医生救了他，并称赞李治医术好，胆大心细。李治的医名传遍全军上下，人称他为“大金刚”。
到达陕北后，李治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极度缺乏，身体十分虚弱而病倒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出优秀医生给他治疗，又委托贺子珍带着一篮子鸡蛋去看望他，并捎去一张纸条：“李治同志不能死！毛泽东。”李治看着这蕴含深情的纸条，泪水沁出眼眶。抗战时期，李治担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署长并兼边区卫生学校校长。他既给中央首长等领导看病，也始终坚持给普通百姓看病。
新中国成立后，李治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并被聘请为中国医科大学名誉教授。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9月，病逝于北京[6]。
正是党、苏维埃政府对医务工作者实施政治上的关爱与帮助，使得苏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政治坚定，忠诚执着，努力工作成为苏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风尚与行为习惯，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信党的事业必胜信念，成为红医精神的灵魂。即使在遭受错误处分的情况下，苏区医务工作者也能做到政治坚定。如担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的唐义贞，被王明集团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但她仍然拖着怀孕的身子，坚持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中去，并表示只要生命尚存，就要奋斗不止。党籍没了，但红心向党。1935年1月，她不幸被捕，逃脱后再次被捕，因吞下党的机密文件，遭受严刑拷打，只字未吐，最终被敌人残忍剖腹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