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第一”

红军创建初期，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流动性大，卫生人员少，卫生工作侧重于治疗。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日益巩固后，红军部队因疾病减员的问题便突显出来了。当时红军医药条件十分简陋，不但要救治部队伤病员，还要为当地群众治病。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仅靠收容治疗是不行的，于是防病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

1932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战后疫情，毛泽东指示中央红色医院“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把疾病当作苏区的一大“仇敌”，强调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通过发动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来“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之后，由于国民党军的败退，战场上留下大量的死尸，引发了作战区域瘟疫的流行。富田一带发生了传染病暴发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后，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刻开展了在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卫生运动。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和《卫生运动纲要》等体现预防第一方针的法规条例，为卫生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除了烈性传染病的侵害外，中央苏区还常年受到疟疾、赤痢、下肢溃疡和疥疮四种多发病的困扰，不仅造成苏区民众的大量死亡，而且还严重削弱红军部队的战斗力，成为红军的一大危害，红军部队出现了因病减员大大多于战斗减员的现象。因此，预防疾病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坚持“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成功实践，逐渐形成了“预防第一”的思想，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预防为主”方针的雏形。随着时代的变迁，“预防为主”在卫生工作方针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过。新中国成立后，“预防第一”正式发展为“预防为主”，成为我国各时期卫生工作最核心的指导方针。

图5-2　《红星》报漫画《疾病是革命胜利的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