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中革军委创办的一所影响深远的医务学校，被誉为“人民军医的摇篮”。1931年11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筹建，贺诚任校长，陈志方任教务主任。随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发出军医学校招生的通知，录取条件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初具文化知识、年龄为16—25岁的青年红军战士。1932年1月初，各部队送来报考者150多人，经过严格审查，留下来的实际应考者只有69人[6]。1月18日，学校组织报考者进行体格检查；19日进行入学考试，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医学知识。4天后，发布录取名单。计划录取学员20人，实际仅录取了19人，另从落榜生中挑选了6人作为试读生。这25人成为红军军医学校第1期学员。此时，赣州战役打响，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奉命随总部迁驻于都，尚未开学的学校率25名学员一起搬迁至于都县城。
图6-2 《红色中华》报道军医学校招收学生
2月20日，学校在于都县城的一座旧教堂（天主教宝血堂）正式开学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朱德在讲话中指出：“医疗卫生战线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要有军医学校，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军医。同志们是从各军团派来这里学习的，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我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这就是中央军委对同志们的要求和希望。”[7]贺诚校长作建校经过的报告，教务主任陈志方宣读学校教育计划，刘放代表全体学员发言。贺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作为红军军医学校的办学方针。
图6-3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旧址（江西于都县城）
2月21日学校开始授课。每天上医学课6个小时，政治和军事课各1个小时；各科所有讲义，皆由教员搜集材料编辑、装订成册，供学员使用。学校创建之初，环境艰苦，物资困难，人员紧缺，教学经验缺乏，更没有完善的教学设备，也谈不上完整的教学计划。但学校贯彻“少而精”和“重点教育”的原则，围绕部队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教学，重点让学员学会处理战伤（特别是四肢战伤）和多发病，重点给学员讲疟疾（包括感冒）、痢疾（包括拉肚子）、溃疡（烂疤子）以及其他医护常识。教员除教务主任陈志方外，还有彭龙伯和唐义贞，另有1名政治教员。因教员极少，教学任务繁重。
开学后不久，学校奉命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的救护工作。1932年8月，学校迁至兴国鼎龙茶岭，彭龙伯接任校长。为了便于学员临床实习，将附近的红军总医院设为学校的附属医院，总医院政委王立中兼任学校政委。
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6月，彭龙伯调任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长，校长由陈义厚接任。8月，卫生学校搬迁至瑞金，与同年3月从汀州迁来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仍冠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驻于叶坪朱坊，与洋江下的中央红色医院隔河相望，并毗邻红军总卫生部。
红军卫生学校迁至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以后，中央苏区相对稳定。学校经过茶岭阶段的建设，积累了办学经验，教学人员得到充实。学校组织机构开始健全，陈义厚任校长，黄应农任政委，周越华任政治处主任，设有教务处和校务处，负责管理教学和行政日常事务。陈义厚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学校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教员有李治、曾守蓉、李延年、孙仪之、俞翰西等人。课程教学分工是：李治负责解剖学、生理学和细菌学，曾守蓉负责药物学和化学，李延年负责外科学和外科手术学，孙仪之负责内科学、诊断学和病理学，俞翰西负责皮肤花柳病学等。
此时学校学员人数大增，约有500人。组成学员大队，医科各期为一大队，约200人；其余各班合为二大队，约300人。
教学工作有较大的改革，教学计划进一步规范。学制定为1年，5个月基础理论课，5个月临床理论课，2个月临床实习。课程设置和内容较前更加完善，课程设置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内科学、外科学、皮肤花柳病学、诊断学、妇科学、产科学、眼科学、拉丁文等科目，教材基本实现石印或铅印。教员除讲课外，还要担任辅导工作，必须参加学员的讨论。各种课程按教学计划告一段落后进行考试，各门课程学习完毕后进行总考。政治课主要讲解或介绍列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常识、《联共〈布〉党史》以及苏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等。学员们对政治课很感兴趣，能听到许多新的革命道理，或了解到全国各地的斗争形势。陆定一、王稼祥、何叔衡等领导人都到学校作过专题报告。临床科目是在附属医院结合实际病例开展教学，临床实习也在附属医院进行，除观察病例和外科手术外，主要是学习填写病历，进行初步诊断及简单的手术操作。
此时，卫生学校的教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学校建有图书室，藏书400余册；还建有解剖室、动物实验室、标本室；建立了模型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室。
附属医院（红军总医院）连同卫生学校迁往瑞金后，与中央红色医院合并组建成规模更大的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合并后的附属医院开设了外科手术室、手术前准备室、消毒室、隔离参观台、X光室、理疗室等。有病床300多张，病房按疾病分类管理。医院设备较为先进，技术和条件属中央苏区最好的医院。
卫生学校贯彻和坚持“加强政治工作”的原则，高度重视学员的思想和军事素质培养，甚至做出学员即使技术再好政治不好也不能毕业的规定。除开设对学员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基本问题教育的政治课外，还设有“列宁室”（俱乐部），组织学员进行课余政治活动。学员中建有党、团组织，定期召开生活会、班会，确保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进行军事常识教育和军事操练，培养学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学员在战场上既是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又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图6-4 红军卫生学校使用的教材
到长征前夕，红军卫生学校先后开办了医科（军医）班、调剂班、护士班、卫生员班、保健班以及预科班和医科函授班等，共培养了679名学员，其中医科班共5期181名学员、调剂班共4期75名学员、保健班共3期123名学员、看护班共7期约300名学员。学员毕业后，均参加部队卫生所或医院工作，成为红军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其中大部分学员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
1934年10月，学校奉命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踏上更为艰难的办学历程。红军卫生学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坚持办学的院校。1940年9月，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该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阅读拓展】
卫生学员的“去困灵”与“止睡凳”
韦荣是红军卫生学校第一期唯一的女学员，当时只有十六岁，在红七军医院当护士。她聪明活泼，还很要强。可是有一点——觉多，晚上往往学不上多大工夫，就在桌上就呼呼地睡着了。
有一天，她一本正经地向班里的同志们请教治瞌睡的办法。副班长范同麟拿出个子弹壳对小韦说：“这药是‘去困灵’，困的时候一闻，包管灵验。”小韦接过弹壳就闻，不想里边装的却是胡椒粉，呛得她又打喷嚏又流眼泪。小韦却一点儿也不生气，笑着说：“好，管事，管事。”从此，晚上教室中常常听到小韦打喷嚏、咳嗽的声音。
副班长的“祖传秘方”灵验了没半个月，就失效了。接连两个晚上，小韦还没顾上闻“去困灵”，就趴在桌上睡着了。由于她功课没有温习好，病理测验时，名次落到了最后。谁想，当天晚上，小韦不知从哪儿搬来个凳子，坐在教室最后排一张课桌旁，一边啃着锅巴一边看书。夜已经很深了，猛听扑通一声响，原来是小韦摔倒了，前额鼓起了个大包，还渗出一点血来。可她竟“咯咯”笑起来，指着凳子对副班长说：“我的‘止睡凳’成功了，比你那个‘去困灵’ 强一百倍。”大家朝地上一看，原来她坐的是个用一块木板和一根木棍钉起来的独腿凳。
小韦的“止睡凳”真的成功了，后来每天晚上她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最终换来了结业考试的优异成绩。
可惜的是，这个意志顽强的女军医，因为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照顾一批伤员，不幸被捕，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8]。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重要的医务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培养的大批医务人员服务于苏区的各个战场，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红军卫生学校不仅是人民军队医务学校的摇篮，而且为后来我国医学院校的建设和医学教育的开展树立了典范，其在实践中锻造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办学精神成为新中国医学院校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