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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佐夫今天上课时发表了以下的议论：

“杜斯陀也夫斯基^[1]之所以写《卡拉马左夫兄弟》^[2]是受了他终身追寻上帝的意念所鼓动。托尔斯泰^[3]一生的奋斗就是追求自我的至善。安东·契诃夫始终与有产阶级生活的烦琐相搏斗，而这一点就成为他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主导的动机。

“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些伟大作家的较大而有机的目标有一种力量，能够率引起一个演员全部创造的才能，能够摄吸一个剧本或一个角色全部的细节和较小的单位呢？

“在一个剧本中，许多个人的较小目的的总流，一个演员全部想象的思想、情感和动作，应该汇合起来去实现剧情的最高目的。这条共同的线索一定要非常之强，甚至那最不重要的细节，要是与最高目的无关的，都会显出是多余或错误的。

“这一种奔向最高目的的原动力一定要不断地贯串着整个剧本。当它的根源是剧场性的或因循的，它将给剧本提供一个仅属大致不错的方向，假使它是人性的，同时是面向着完成剧本的基本目标那方面，那它就像一条大动脉，把营养和生命输送给剧本和演员。

“自然，文学作品愈伟大，它的最高目的的牵引力也愈强大。”

“但是，假使一个剧本没有天才的气息呢？”

“那么牵引力显然会弱点。”

“碰到一个坏的剧本怎么办呢？”

“那么做演员的就得自动去指示出最高目的，使它更深湛，更明锐。要是做到这一点，他对剧本的贡献就非常有意义。

“假定我要演出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我们决定剧本的目标可以用‘我要为苏菲亚奋斗’这句话表示出来。剧情中有许多地方指证出这种意念，不过，缺憾是假定从这个角度去把握这个剧本，那么那社会批判性的主题不过仅有一种枝节的、偶然的价值而已。可是你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示它的最高目的，即‘我要奋斗——不是为苏菲亚，而是为我的祖国’！那么恰茨基^[4]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就会移到主要的地位上来。

“同时，社会主题的控诉将会变得更重要，给整个剧本一层更深的内在的意义。假使你用‘我要为自由奋斗’作为主题，你能够进一步加深它们的意义。这样的处理可以使主人公的控诉变得更严重，比起剧本的主题放在苏菲亚的身上时，现在整个剧本开始失掉了它所固有的个人的、私人的气调；以范围而言，它不仅不局限于某某国家，而是一般的人性的，可以推广至全世界。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可以找出非常明确的证据，来说明为最高主题选择一个正确名字的必要。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要演莫里哀的《假想的病人》^[5]。我们最初的处理是很原则的，我们选择‘我想生病’做主题。可是，我愈是努力照这样演，愈是演得成功的时候，便愈加证明我们硬把一个快乐的、满意的喜剧，变为一个病理学的悲剧。不久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把主题改为‘我想人家当我生病了’。于是，喜剧性的一面便显露出来，眼前展开了医学界的江湖医生利用阿尔冈^[6]做傻瓜来骗人的场面，这却是莫里哀原意之所在。

“在哥尔多尼的《女店主》里，我们先是用‘我想做一个妇女厌恶者’，却找不出剧本的幽默和动作，显然我们犯了错误。后来我发现主人公真心爱女人，却希望人家把他看作妇女厌恶者，我便把它改为‘我要偷偷摸摸地去求爱’，于是这个剧本马上就获得生命。

“拿这一个例子说，这个课题对我是合适的，却不尽适用于全剧，经过了悠长的工作之后，我们才明白：‘旅馆的女主人’实在是‘我们生活的女主人’，或换一句话说，就是‘女人’。这样，剧本全部内在的精粹才明显。

“我们对这一种主题常常不下定论，直到我们已经搬演那剧本的时候。有时候观众帮助我们明了它的真义。

“总的主题非得在整个演出中牢牢地固定在演员的内心中不可。它产生了剧本的写作。它也应该成为演员艺术创造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