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深入发展
承德一带不仅人口增长迅猛，民族融合状况也超过历代。
1.多民族聚居
承德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夏商至明代，先后有东胡、山戎、匈奴、乌恒、鲜卑、库莫奚、契丹、女真、蒙古族。清代以来，又有满、汉、回等民族迁徙到这里。不过，到清朝初期，这里的主体民族仍是蒙古族。《滦平县志》《平泉县志》《围场县志》《丰宁县志》等对此都有记载，称蒙古族是本地的土著民族，承德蒙古族多为兀良哈后裔。《平泉县志》这样记载：平泉县境域属喀喇沁中旗牧地。居住的蒙古族为喀喇沁部蒙古。其源一为兀良哈（乌梁海）部蒙古，二是喀喇沁部蒙古。
康雍乾时期，为了解决内地旗人、灾民的生计以及建设各行宫特别是避暑山庄，人为地将内地民人迁入，使本地民族结构由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变成了蒙古、满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
承德的满族大多数是康熙九年由北京调拨来镇守城镇、护围、戍守驿站、圈占土地以及管理皇庄、王庄、官庄的满洲八旗兵丁、眷属。
对于满族的由来《平泉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康熙八年六月，玄烨手谕户部“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将古北口等地外空地拨给耕地”，康熙九年二月，拨古北口等口外空闲之地给八旗，是年，有 12 家战功卓著者迁居喜峰口外。
雍正元年六月，因边外可供开垦土地甚多，故将北京八旗无业兵丁移驻于热河。于是出喜峰口东至盛京，西至承德交通沿线地区为满族庄地和上三旗兵丁屯垦地。今平泉县境在此范围的有七沟、凤凰岭、西坝、平泉镇、下店、小寺沟、大吉口、党坝、永安、郭杖子、许杖子等乡镇。
承德的回族是在建避暑山庄后，从河北、山东等地迁入的。康熙四十七年后，清朝皇帝每年都到这里木兰秋狝和处理政务，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直鲁地区的回民商贩纷纷到承德等地做生意，当时称之为“赶皇集”。最初是春来秋去，后来便渐渐在承德安家。《隆化县志》记载了本县回族的由来：隆化县回民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山东曹州府、白家集、赵家集等地而来（详细年代无从可考）。当时，山东连年灾荒，烽火四起，广大回民被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四处逃荒，便有几十户人家流落到此，还有几户是经商和随兵而来的。
《平泉县志》记载：随着清廷对口外的开放，山东、山西、直隶沧州的贫苦回民到平泉谋生定居者日增。
承德汉族人口的增多则与皇庄的出现、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的建立及清末的放垦密切相关。特别是雍正朝初期（1723—1727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水涝灾害连年，灾民到处流浪。清廷理藩院奉诏向昭乌达、卓索图两盟蒙古王公提出“借地养民”，使关内贫苦汉民如潮涌入。由此，也改变了本地民族结构比较单一的状况，成为多民族融合的示范基地。光绪初到清末，俄国不断从北部入侵，清政府推行“移民戍边”政策，使汉人数量增加迅速，进一步改变了承德地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民族结构。民国以后，关内逃荒者出口做工，经商者不断定居下来，汉民成为本地的主体民族，而蒙古族、满族则成为少数民族，蒙古族汉化、满族汉化趋势明显。
2.语言、文化融通
满族入关以后，在长期与汉族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中，不断吸收、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使两个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满族人愈来愈多地浸染上汉人习惯，如修家谱、取汉字名、冠单字姓等。从保存下来的许多满族家谱中可以看到乾嘉以后特别是咸同以后，用汉字汉义取名排辈的日益增多。清代皇帝虽然曾一再明令禁止此种风尚，然皇室本身却从雍正开始即以允（胤）、弘、永（颙）、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等字一辈一辈地排下来。热河驻防著名文人奎麟（字玉峰）在咸同年间，即为其子侄按汉字汉义取名排字为铭和、霖和、松和、熙和、龄和、诚和，其孙辈又以“文”字相排。承德县满族胡氏，其家族虽散居在十几个乡镇，但均以殿、光、启、维、希、云、祥、耀、松、寿等字排辈。宽城满族自治县缸窑沟乡满族唐氏，按十个字排辈分，即：学、化、文、忠、礼、益、过、喜、志、春。平泉县郭杖子满族乡李氏，是皇粮庄头，属镶黄旗，李珍、李禄的子孙，按儒、景、国、文、凤、春、盛、树等字排辈数。另据平泉县姚氏家谱载，姚氏自十二世开始，即以景、振、秉、宝、永字排辈，现已排到永字辈。
在满、蒙、汉各民族语言交流中，相互吸收、丰富，有些满族词汇也流传下来，成了地方语。如在滦河镇，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满族人之间通用满文、满语，满族人的称谓、公文也都用满文，只是在与汉人交往中说汉语。同治、光绪以后，满语已不通行，只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能使用满文、满语，但称谓还保留着满族的习俗，如，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额娘”，嫂子为“新姐”等。到民国初年以后，满族中懂满文、满语的人便屈指可数了。但是，满语中的一些词汇，却变成了汉、满通用语，如，形容水不开或干事不干脆为“乌拉巴突”，油发霉变质为“哈拉”，疏忽大意或爱忘事为“拉忽”，没遵守诺言叫“秃鲁”，一丝不挂为“光不溜秋”，矮胖的人为“胖布伦敦”，痴呆人为“傻不拉几”，好摆架子的人为“酸不溜的”，墙角为“旮旯”，厉害为“察拉”，不卫生为“派拉”，水壶为“吊子”，批评为“数嗒”等等。这些满语词变成满汉通用语的过程，反映出居住在承德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情况。
3.服饰、饮食趋同
服饰因朝代、民族而异，也因社会阶层而异。清建八沟直隶厅时，境内蒙古族有王族、喇嘛、黑人（奴婢子孙及土著细民）之分，这时服饰因阶层而异。王族、官吏有官服、便服。官府为缨子帽。穿前后有补子（表示官阶的装饰物）的袍套、长统靴；便服，戴瓜皮帽或风帽，穿肥大的长袍，束腰。前后左右插入烟袋刀石等，也有的把烟袋插入靴筒。衣服质地多为棉布、绸缎，尚紫、黄、红。喇嘛用紫、黄二色，尊贵者着黄色。衣服从不洗濯。洗脸、饭前后擦器具、擦手都用衣袖、衣襟。垢腻越厚，越显尊贵、美观。非褴褛不能再用，不换新衣。妇女束盘头，插扁簪，穿长袍。肥袖、长襟及地，束腰袋，穿靴。青壮年多红、绿色，老年多青蓝色。垢腻同男子。奴婢和细民夏季多土布，冬衣多用白茬羊皮缝制。康熙朝，关内商民移植频繁，汉满两族服饰相互融合。除贵族、庄头、官吏按品级规定的官服外，便服和平民服饰大同小异。色尚青和藏蓝，质地因贫贱富贵而易。样式大体为斜襟开禊袄，上腰抿裆裤、瓜皮帽，单连或双连布鞋。官绅、富豪和文人裤褂外罩长袍、马褂。妇女穿肥大的戴襟袄，抿裆裤。汉族系百褶裙，木底绣花鞋。满族多穿旗袍、坎肩，平底或鞋底中高的绣花鞋。各族妇女都戴耳环、手镯。清末、民国初期，蒙古族男子服饰和满族、汉族服饰基本相同。
饮食与生活环境、习俗有关，更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紧密相连。清初的蒙古族多以牛羊肉乳为主，辅以炒米、炒面，茶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后内地汉、满族增多，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转变为以小米（谷）、高粱为主，辅以豆类杂粮。农忙三餐，农闲两餐。
由此可见，在承德蒙、满、汉等各民族在经营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服饰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形成多民族融洽相处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