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继承
传统文化对满族及其统治者产生影响,可以追溯到满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初期。早在关外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接触中原文化,他自幼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孔庙,开满洲祭孔先河。皇太极继位后,格外重视学习中华文化,天聪三年(1629年)始设文馆,后改为“内三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诸如《通鉴》《孟子》《六韬》《四书》《素书》《国语》《三国志》《万宝全书》《三略》等,同时兴学校,办科举,禁萨满,崇佛教,迅速地和中华文化对接,自觉地担负起了继承与推进中华文化的使命。定鼎北京后,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清军入关仅一个月,多尔衮即派员祭先师孔子,十月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依明朝例,官太子太傅,孔、颜、曾、孟后代均袭封五经博士,顺治二年,定孔子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从康熙亲政始,经雍正至乾隆后期一百多年的时间,清王朝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最后的一个顶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历经五千年风雨,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异质多元、包容共生,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其影响之深、力量之大、生命之顽强,不言而喻。李治亭先生在《满族与中华文化》一文中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民族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不能不对中华文化予以继承,都离不开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利用。”“满族统治者按儒家思想治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无所不及,包括康雍乾三帝的日常言语举止,对人民的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整肃,都贯彻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人生理想,达到了历代统治者所不能企及的境地。”
皇太极重视读书,振兴文教,天聪五年下令,八到十五岁子弟必须读书,皇太极尤其喜欢读史书,特别是《辽史》《宋史》《金史》《元史》,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他曾晓谕臣下,说:“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益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治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
顺治作为进关的第一代皇帝,醉心于中华文化的学习,他在《御制资政要览序》中说:“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不悖于圣经者,莫不根极理道成一家之言。但卷帙浩繁,若以教人,恐未能一时尽解其义,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名曰《资政要览》。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类而广之,可以为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谕之心庶乎其不虚矣。”
康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达到了孜孜以求的地步。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下诏征博学鸿儒:“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康熙二十四年春,“朕研究经史之余,批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意蕴,实有恻隐之心,民生疾苦,无不洞瞩,其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己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乙卯巡视塞外,康熙在行宫书写大字小字,对扈从满汉王公大臣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稍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雍正认为“定鼎华夏,首隆学校”。雍正朝新建书院一百五十九所,刊印《四书五经读本》,颁发国子监、八旗官学、各省书院,作为教材。他提倡三教合一,认为儒释道“理同出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
乾隆深受传统文化熏染,一生流连其中,留下了四万多首诗文。他在总结自己学习经典体会时说:“予禀承庭训,懋学书斋,留连往复于六经四子之书,求其义蕴精微,旁搜诸史通鉴,考定得失,区明法戒,以至儒先绪论,词苑菁华,莫不遍览。虽究心探索,餍饫其中,然考之古圣贤躬行实践之学,盖恧焉而未逮。自十有四岁学属文,至于今又一纪矣。其间日课,诗、论、杂文未尝少辍,积成卷帙,瑕瑜各半。”乾隆朝新建书院一千一百三十九所,总数达到两千五百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