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反映“盛世”时期清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政治权威

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同边疆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来往，特别是跟蒙古少数民族的交往更多。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明朝后期，漠南蒙古各部互不相属。大清王朝的先祖努尔哈赤，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强调满族与蒙古“服制亦类”，积极团结蒙古民族。皇太极同努尔哈赤一样，把蒙古民族视为对明作战可依靠的力量，他采取的方针是“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二者相比更偏重于“怀之以德”。这一方针的主旨，就是在军事压力之下，用怀柔政策使蒙古来归于我。大约经过九年时间，皇太极终于统一了漠南蒙古。康熙继承并发展了皇太极的民族政策。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塞外设置木兰围场，后来又创建避暑山庄。康熙以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为政治舞台，进一步推行皇太极曾执行过的方针政策，他来往于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蒙古王公首领陪伴在身边，并推心置腹地交谈，这不仅密切了皇帝与蒙古民族的关系，也增强了蒙古上层人物对清政府的敬仰与诚赖，提高了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康熙五十二年，正逢康熙六十大寿，有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祝寿，并恳请建造寺庙，以示祝贺。康熙允其所请，在避暑山庄之东，建“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康熙在《御制溥仁寺碑记》中说：“康熙五十二年，朕六旬诞辰，众蒙古部落，咸至阙廷，奉行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釐。”，“借诸藩祝朕之忠诚，为万方祈纯嘏之锡。爰纪斯文，勒诸贞石”。康熙的碑文反映众蒙古部落的首领，都诚心诚意为康熙祝寿，并“不谋同辞”恳请建庙宇以示祝贺，其陈述之态度极为诚恳。由此可见，康熙在众蒙古部落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蒙古民族对康熙及其所代表的清政府是极其敬重而又诚服的。这种敬重与诚服显示了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在少数民族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

乾隆皇帝对待少数民族，继续执行先祖“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的方针。由于蒙古族笃信喇嘛教，乾隆更注重利用宗教并通过上层喇嘛笼络蒙古王公贵族，控制蒙古牧民。乾隆的举措，不仅使蒙古牧民和王公贵族感到贴心，而且博得了宗教领袖的信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班禅六世主动请示来热河为乾隆祝贺七十寿辰。为了迎接班禅六世来避暑山庄，仿班禅居所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说，“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坦露了其建庙的用意。由于清政府既利用又控制喇嘛教，相当成功地处理了蒙藏问题，增强了各民族对清王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深蕴各少数民族对清王朝的诚服与崇敬，反映了清王朝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清王朝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最突出的表现是达什达瓦迁居热河与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返回祖国这两大历史事件。

达什达瓦是准噶尔蒙古的一支。乾隆十年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贵族间长期混战。清政府为平息割据斗争而进军西北，达什达瓦之妻深明大义，率领该部六千余人，在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毅然离开原来的牧地，向清军驻地靠拢，并参加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战斗。乾隆二十一年，经长途行军，达什达瓦迁至喀尔喀蒙古鄂尔浑河畔。次年，达什达瓦弟妻（达什达瓦弟伯格里之妻）请示迁至内地，于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分两批到达热河。清政府将他们编九个佐领，归入热河驻防八旗，发给粮饷，并在普宁寺周围建房千余间，让他们安家落户。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在武烈河以东的山冈上，仿伊犁固尔扎庙的样式修建了安远庙，供他们瞻养朝拜。继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之后，乾隆三十六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历经千辛万苦，从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返回祖国。回到祖国后，以渥巴锡为代表的九名土尔扈特贵族首领，立即赶赴热河接受乾隆皇帝的召见。乾隆热情接见他们，并对渥巴锡等人给予封赏。事后乾隆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示纪念。以上两桩历史事件，既反映蒙古民族对清政府的拥戴、信赖与向心力，也表明清政府在蒙古民族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