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统一准噶尔战略决策的变化
乾隆帝自登基始至乾隆二十一年，处理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关系，其决策是在“战”与“和”之间变化的，所以我们首先梳理这一阶段乾隆帝战略决策的变化。
第一，长达四年的议和。1733年乾隆帝即位，明确提出：“朕亦惟有仰副朕之皇考之圣意，除念阐扬黄教、安逸众生外，并无用兵之意。”很明确他遵从先帝雍正帝的意愿，决计与准噶尔蒙古完成议和。
雍正十一年（1733年），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开始向清廷谋求议和。此前双方先后在雍正七年、雍正九年和雍正十年，三次大规模战争，前两次清朝出击准噶尔部，结果损失惨重；雍正十年，准噶尔军队出击早已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死伤万余人，雍正一朝的较量中双方互有胜负。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回应噶尔丹策零请求，双方接洽议和，未竟，雍正帝撒手人寰，乾隆帝即位，在“遵从朕之皇考谕定疆界”前提下，与准噶尔议和，根本问题上不让步，来回往返商议，长达四年，至乾隆四年终于达成协议：确定仍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部和喀尔喀部的分界线；准许准噶尔部定期派人至京城、肃州等地贸易，派使臣赴藏熬茶。至此，准噶尔同清政府的关系，走向了缓和。
第二，十六年间准许准噶尔部派使者觐见皇帝。乾隆四年，议和事定，乾隆帝同意“噶尔丹策零若有具奏圣主之事，常遣使来京，不得携带货物，人数毋多，可通过驿站伴送”。在之后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准噶尔都有使者派来。
噶尔丹策零先后派出过哈柳、吹纳木喀、图尔都为首的使团七次赴京觐见，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先后派出过哈柳、玛木特、安几、尼玛为首的使团五次赴京觐见，喇嘛达尔扎先后派出过额尔钦、图卜济尔哈朗为首的使团两次赴京觐见，达瓦奇派出敦多克为首的使团赴热河避暑山庄觐见。
清廷对准噶尔派来的使者非常重视，给予隆重的接待、丰厚的赏赐。准噶尔每次遣使来朝，清廷都作周密的安排，以乾隆十五年为例：准噶尔使臣于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哈密至次年四月初一日离开哈密回其游牧地，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使者途经的哈密、肃州、宁夏、大同、清河，各地安排下榻、食用等，哈密的章京和总兵一个负责护送，另一个照看出售的牲畜；到京后的军机处、理藩院、蒙古衙门、兵部、工部、统领衙门、上驷院、内务府、茶膳房、光禄寺、景运门护军统领、武备院、銮仪卫、侍卫处、值月旗、善扑营、圆明园总管、造办处、银缎库、皮库等二十多个部门为此忙碌；军机处从到来前对沿途各地情形密切注意，在京的吃住行、会见赏赉、返程派员护送，安排照顾周详，军机处为使使臣能够在元宵节前抵京，于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札行驻哈密章京诺木浑尽早安排护送使臣的行程，诺木浑也在准噶尔使臣抵达东岭卡伦时，查清“正使斋桑尼玛，副使达希藏布、奔塔尔等四十七人，携进贡青马两匹、玉碗一个、貂皮四十一张、奏书一封及彼等骑驮骆驼一百八十一峰、马六百七十八匹、羊两千五百八十五只、牛一百二十九头等前来。派专人照看其出售牲畜，“主事诺木浑、笔帖式喜柱、领催济尔哈朗护送准噶尔使臣”，让其沿途肃州、宁夏、大同启程时报告行程；乾隆帝事无巨细过问，如对抵京的日期，入京后的住处，参与议事陪同的官员，接取奏书并翻译，赏食的羊、奶、酥油、面、茶等连炭火炊具，筵宴观看跳布扎焰火等的仪注，指派进酒的大臣，引领使臣瞻觐的大臣，所有与使臣接触的情形，赏赐等满文档案记载详备，乾隆帝一一过目，亲自批览。
唯有乾隆十九年例外。这年使者到哈密，上谕催促使者“星驰前往”，对他们的拖延责备，“盘踞哈密十余日，频请照尼玛例，久延时日，是何道理。况尼玛乃噶尔丹策零之子所遣之使，尔乃篡夺喇嘛达尔扎汗位之达瓦齐所遣之使，何可与尼玛等相提并论”，“此次达瓦齐所遣使臣敦多克等，不可与前使相提并论，无需仍照前例赏赐”。这一年的接待在热河避暑山庄，筵宴使臣所降谕旨：“今日筵宴，乃特为特古斯库鲁克亲王车凌等诚心归诚于朕，庆贺大宴，尔等来至，恰逢赶上，顺便施恩入宴”而且，“所遣贸易之人，禁其进入。”
第三，准噶尔可以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与清朝贸易。乾隆朝初期与准噶尔的贸易规定：“尔等贸易之事，如俄罗斯制，隔三年至第四年，不得超过二百人，自备资斧，行经内地前来京城，贸易一次；其至肃州者，亦隔三年至第四年，遣百人自备资斧，前来贸易一次。均皆限期贸易八十日。”准噶尔使臣哈柳提议：“俄罗斯国并不尊奉黄教，我等焉可与俄罗斯相比。”请求贸易人数五百，沿边随时到肃州贸易，又请到西宁贸易，清廷未准。只是与俄罗斯贸易之年份错开，准于寅午戌年前来贸易。其至肃州贸易者，准于申子辰年前来。
虽说更大规模的贸易被清政府拒绝，但清朝对来贸易的商人多关照。以乾隆九年为例：乾隆九年准噶尔宰桑图卜济尔哈朗，前来肃州贸易，就驼、马贸易价与七品商人孙楷武反复议价，马以六两五钱交易，驼没谈成，带回。贸易将完成，带来的商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宰桑极恐惧，留下出过痘的十九人，自己先行返回。清政府派官医诊治，病愈再与先前十九人一起走。对货物丢失被盗，清政府负责寻回或赔偿。自噶尔丹策零同清朝议和后，贸易额还是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1），更重要的是，两者相安无事达十年之久，相对安定的局势，为准噶尔部发展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等待时机，武力统一准噶尔。“开疆扩土非吾志，机辏人归借帝临”，登基以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寻找时机完成统一才是根本。这从乾隆朝出兵准噶尔的檄文中窥见端倪，二十年来，因为噶尔丹策零这个人恭顺，乾隆帝才“叠沛施恩”，保得准噶尔安宁，一旦有变，则未可知，即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喇嘛达尔扎时期，曾经“欲代天申讨，歼此逆乱”，只是时机不到，待到乾隆十九年，“是年，为经理西陲之始，准噶尔内乱相寻，诸部离贰，稔恶已满。”尤其是“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诸台吉率众来归，先后接踵。既当为降人筹久长计，且实有可乘之机，皆借上苍默眷云”。乾隆二十一年，兵分两路出兵准噶尔，迅速打败达瓦齐。
表1 乾隆三年至乾隆六年的贸易
第五，血腥屠杀准噶尔部。平叛中阿睦尔撒纳的再度叛降，使得乾隆二十四年，对准噶尔部血腥屠杀，“至于厄鲁特诸部，自策凌等降附后，闻风纳款，率属偕来。厥后，若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等部，咸以叛乱翦灭。惟都尔伯特部，忠谨独存，列爵编旗，永为臣仆。斯又圣朝柔远之仁所由。威服与德怀，各得其道矣”。根本没能做到各得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