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文庙秘藏的国宝重器——文王鼎
（承德满族经济文化促进会，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 国宝重器周文王鼎是乾隆四十四年五月热河文庙落成时，乾隆帝依太学例特颁内府所藏的周时法物十件之一，本文着重考证周器之冠的文王鼎七字铭文及其来历、特颁经过以及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亦同时揭示周文王鼎在热河文庙的使用保存和下落情形。
[关键词] 热河文庙；传国之器；周文王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热河文庙落成之际，除奏准太学所用的六百件祭器配置祀典外，文物声明，宜从美备，乾隆帝又“依太学例，特颁内府所藏周时法物十件，用光俎豆”，使这些二千几百年前的古老青铜礼器显扬于热河文庙落成典礼上。这十件周朝的礼器有周文王鼎、周宝尊、周夔凤卣、周素洗、周雷纹爵、周叔朕簠、周蟠夔壶、周蟠夔罍、周蝉纹簋、周雷纹觚等。乾隆将这些形制多样、端庄厚重、纹饰精丽的青铜礼器钦颁热河文庙，特别是从朝廷库藏中特意遴选三代鼎彝传国之器——周文王鼎，作为十件法器之首，安厝在祀孔大典的楠木大案上，这在隆重国学盛典，崇祀先师规制法程上，尚属独一无二，为特殊恩典。
那么，这些周时法物到底为何物，尤其是其中的周文王鼎是怎样的一尊礼器？是怎样特颁的？其意义何在？为什么乾隆帝要以传国之器文王鼎作为十件周时法物之首颁给热河文庙？如此稀世绝少的周代青铜礼器在文庙是如何使用和保存的，它至今是否还秘藏在热河文庙？仅就上述几个问题，略陈如下：
上述的十件周时法物，乃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制造的青铜器，是古代贵族进行祭祀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食器（鼎、簋、簠）、酒器（尊、卣、爵、罍、觚、壶）、水器（素洗）等，其中文王鼎、宝尊、叔朕簠三件刻有铭文。现就周时法物之首、刻有铭文的文王鼎作一说明。
鼎，古之食器，后失去原用途，成供奉先师的礼器，复为神圣的国之重器。据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热河志》中的铭文拓片、器物图说记载，文王鼎为四足两耳的方形鼎。高六寸六分，深三寸，耳高一寸三分，阔一寸二分，口径长为四寸，宽五寸一分，腹径三寸四分，宽四寸三分，总重九斤六两。四足扁平，尖端上翘，鼎足模拟“雖”（一种长尾猿）形，上面是鼻子，下面是尾巴，古人赞赏这种兽类，大概是为了取其象征智慧之意。器身四角及中央铸出突棱，每面做饕餮纹饰。古人铸造鼎器，模拟物象，让人民了解那些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这尊鼎器描摹饕餮，是为了警示人们不要暴饮暴食。
这尊鼎器内刻有七字铭文：鲁公作文王尊彝。
这七个字作何解释呢？这里“尊彝”两字，用来表达尊敬之意。
铭文中所谓“鲁公”，指的是周公旦。“文王”就是周文王。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其后武王大事分封功臣、周姓宗室及王室戚属。将其弟周公旦封在了少皞之墟——曲阜。所以，周公旦被称为鲁公。周公旦受封后，没有前往封地，而是留在朝廷辅佐周王。今人考证这尊文王鼎的铭文，其字形与商代比较相似，因为周公旦生活的时代距商朝较近，故而尚未对篆体字形加以改革。由此可以推断，这尊鼎器应当是周公旦为了祭祀其父周文王所铸制的祭器。”所以，宋代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亦称文王鼎为“鲁公鼎”。
为了进一步印证《钦定热河志》有关特颁周代法物周文王鼎就是清代进士姚元之所撰《竹叶亭杂记》中指出的《宣和博古图》里的文王鼎，笔者在清宫所藏古代铜器的典籍《西清古鉴》冠于周器之首的几幅文王鼎的图样和说明中，进行了比对，结果证实热河文庙的文王鼎铭文和形制与之完全相同，只是器物的重量和体型上略有区别。可是，为什么《西清古鉴》会有好几幅文王鼎呢？原来这里涉及周代的列鼎制度。《西清古鉴》说：“合前所录得四鼎矣。鼎之数，天子九，诸侯七，原非一器也。”大凡鼎彝，不能由诸侯自己随意拥有，必须经由国君赐命允许，然后按规制才能铸造。热河文庙乾隆特颁的这尊内府所藏，是周公旦祭祀其父周文王的祭器七尊中的一尊。
内府所藏的这尊文王鼎是怎样亲颁给热河文庙的，过程如何，其意义何在？据《清宫热河档案》内府造办处活计档广木作记载，热河文庙落成前一个多月，即四十四年四月初五日至初十日，六日之内，曾四次奉旨更换不同的十件铜器送进呈览：初五日员外郎四德五德等通过太监厄勒里交来以周蟠夔鼎为首的包括有周列伯敦、周雷纹爵等十件铜器，初六日礼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德保奉旨将铜器图样，初七日将周康侯鼎等十件绘图持进连案一同呈览，初八日将十件铜器及花梨木匣并楠木大案呈览，直至初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经太监厄勒里传旨将以文王鼎为首的文庙铜器十件（即前所述）呈览，乾隆帝下诏签署“钦此”二字，才予以钦颁。由此看来，前三次奉旨进送呈览的都未合心仪，只有第四次替换下其他二鼎而代之以文王鼎为首的这十件铜器符合了乾隆帝的心思。
特颁以文王鼎为首的周时法物一个多月后，即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乾隆帝驻跸热河，时文庙落成，乾隆帝御龙袍衮服，亲诣行释奠礼。礼仪隆重，盛况空前。这是乾隆继往开来，循其前宗，在完全效法祖父和父亲尊崇孔子的做法。他亦认为先师孔子“教垂万世”“道洽八埏”（文庙棂星门牌坊题额），应以三十三年崇祀先师规制颁给京师国子监（太学）内府所藏十件周时礼器的同样做法，依太学例颁给地处长城外蒙古地界的帝王之都热河。这无论从隆重的程度和规格上，与内地都城北京和东北满洲盛京都城，都可谓是一种超越。因为热河文庙落成之日，正逢乾隆扬威绝域，完成祖父统一国家未竟大业，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之时。此时，清王朝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正值康乾盛世的顶峰。热河自圣祖肇建山庄，成都成邑，万国来同，瞻就云日，无异京辇。这里兴建学校，改府设县，礼乐之兴，沐浴盛化，乐育人才。
乾隆帝特别以修建避暑山庄正宫主殿澹泊敬诚同等巨资七万多两白银敕建热河文庙，崇儒重道，服膺圣教。进一步说明兴起于东北的满族统治者认同中原传统主流文化，以正统王朝的身份，御旨申明尊儒道为“正道”，以儒家学说为“正学”，用尊孔来维护和巩固中国的统治。以崇儒来崇伟光大祖宗之业，乾隆时期推向了极致。在历史和现实中，热河文庙之于大清王朝，便是一种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象征，它凸显了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文化象征意义。文王鼎就可以将它解读为这种文化象征的符号。尽管秦汉之后鼎作为一种存在之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为世忘却，但作为一种理想和载体，其拙朴华贵，一直被世人向往和欣赏，穿越时空，安厝在热河的周时法器文王鼎，其间无不有种文化基因和历史血脉的渊源在。
那么，十件周时法物在热河文庙是如何使用和保存的呢？热河文庙大成殿龛案陈设款式，神牌位次均照太学成式，而恭遇皇上驻跸热河亲诣行礼，香帛祭品，照致祭阙里之例，而特颁周时法物方才由藏库取出供于楠木大案之上。平时这十件周时法物均秘藏于文庙西院明伦堂内后面倒札库里保存。据统计，自文庙落成，乾隆帝、嘉庆帝和其后咸丰帝在承德先后三十六次诣文庙行释奠礼、瞻拜、拈香，所以这周时法物便经历三十六次的用取。单就瞻拜祭孔之礼，乾隆帝十一次亲诣阙里，而在热河文庙共有二十三次瞻拜拈香，可谓中国历代帝王祭孔之冠。
清代政权结束后，民国建立，热河文庙的祭器和皇帝御赐的图书逃过劫难。这里继承清朝时祭孔的衣钵，仍然照老规矩与每年春二月、秋八月的“上丁日”，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由当地的热河都统或省政府政要担任主祭，对孔夫子顶礼膜拜。鉴于周时法物的贵重和历史价值，为防止宝物遗失受损，便由当时国民政府热河教育会出面保管，并由地方各公团长共同加封后，秘藏于承德市郊外，并要求一年之内数次变换隐匿地点。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一年，瑞典著名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参加亚洲探险旅行，从北京到了热河，有幸拜访省政府高级官员，曾经参观了热河文庙，并在文庙附近的一处房舍里，见到“那儿负责收管着十个漂亮的青铜器。据说这些青铜器是周朝的……”其后日本工学博士关野贞和工学学士竹岛卓一以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首席建筑学者身份来热河调查，在热河文庙参观周时法物展览，关野博士负责观察法物并进行实测，作了详细记录，竹岛卓一负责拍照。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这十件周铜便被转移到避暑山庄宝物馆收藏。抗日战争结束后，冀热辽中央分局办事处接管承德避暑山庄，据负责保管工作的李征夫撰文说，宝物馆“铁门开着”，“文庙十件周代祭器仍完整，当时还存放在宝物馆内”。由于冀热辽部队战略转移，宝物馆落入国民党政权手中。避暑山庄文物在战争年代受到浩劫和严重损害。宝物馆内所存的许多珍贵文物不知去向，十件周铜亦不知被何人所取。为此，国民党热河省政府受舆论压力曾派员调查遗失的十件周铜，尤其是文王鼎的下落，最后无果而终。秘藏于热河文庙，距今三千多年的周朝所铸，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精美周文王鼎和其他九件周时法物就这样消失在战乱年代的烟云之中，成为承德避暑山庄的一大疑案，亦是中国文物历史的一个谜团。
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