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暑山庄

康熙五十年，随着澹泊敬诚正宫区的落成完工，随着“避暑山庄”的题名和康熙三十六景的建立，避暑山庄终于走向了它的辉煌时期。此后一直到乾隆末年，避暑山庄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都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清帝在避暑山庄举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一系列活动都成了史学家们研讨清代中前期康乾盛世和避暑山庄发展史的重要依据。

（一）苑景区的统一规划和布署，康乾七十二景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标志着避暑山庄的避暑条件、避暑职能也走向完备。避暑山庄苑景区的统一规划和布署应该说从康熙四十七年以后开始的。康熙四十七年以前，行宫苑景区的开发还只局限于如意洲宫殿区周围，在广袤的山峦、平原也只有几处景观，这种情况与康熙希望充分发掘热河行宫的思想极不相符，尽管当时已经有十六景，但这些景点的分布极不均衡。因此从康熙四十七年热河行宫正式使用开始，行宫苑景区的扩建和新宫殿区的修建任务同时提上日程。不出三年的时间，康熙又在苑景区开发出了无数的景点，这些景点，有二字三字题名者，也有四字五字甚至六字题名者，其中尤以四字题名者居多，内容最为丰富。康熙五十年，是避暑山庄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年六月，康熙皇帝将自己亲手题名的一块鎏金铜匾“避暑山庄”挂在了澹泊敬诚殿前的二宫门门楣之上，从此成为有别于热河行宫、更有别于热河上营的行宫，避暑山庄真正建立在了武列河畔。当时康熙作了《避暑山庄记》，对建庄的作用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康熙三十六景的题名和建立也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它追求古朴，师法自然，一反京城御苑的豪华奢靡之风，每一处景观都显露出了一种淡雅或野趣，然而淡雅之中不容平庸，野趣情里更显庄重。

乾隆继位之后，中断近二十年的木兰狩猎活动重新开始，避暑山庄继续成为乾隆帝避暑消夏、从政省方的活动场所。从乾隆六年（1741年）开始，避暑山庄进入第二个兴盛时期，这个兴盛时期又分两个发展阶段：

乾隆十九年之前为第一个阶段，以兴建乾隆三十六景为主，以三字题名为标准的乾隆三十六景是对康熙三十六景的继承和发扬。在乾隆三十六景中，康熙时已经题名的有如意湖、颐志堂、水心榭、畅远堂、静好堂、采菱渡、观莲所、清晖亭、般若相、沧浪屿、一片云、苹香泮、澄观斋、永恬居、翠云岩、玉琴轩、临芳墅、涌翠岩、素尚斋等，此外史料上提到的康熙时已经修建、乾隆时才题名的有宁静斋、凌太虚等，总共二十处之多。其余的景点为乾隆时所建，它们分别是丽正门、勤政殿、松鹤斋、青雀舫、绮望楼、驯鹿坡、冷香亭、万树园、试马埭、嘉树轩、乐成阁、宿云檐、罨画窗、千尺雪、知鱼矶等。

第二个阶段是在乾隆题名三十六景之后，在山峦、峰脊、沟谷、泉畔兴建了众多的景点，诸如绿云楼、食蔗居、戒得堂、敞晴斋、秀起堂、静含太古山房、有真意轩、碧静堂、含清斋、玉岑精舍等。这些景点或高踞于峰峦之上，或偎依于飞瀑之荫，或掩映于松柏之下，或凭临于湖泊之滨，景观异常感人。

当山区的景观令人目不暇接的时候，乾隆帝又在塞湖之滨开始了大规模的仿景造园活动，如文园狮子林、烟雨楼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子。

（二）避暑山庄的文化活动是伴随着清帝在塞外的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避暑山庄则更多地表现出了对汉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汉文化的思想精髓成了清帝在塞外各种活动的理论依据。

避暑山庄的文化现象主要可分为佛教文化、传统汉文化和其他文化类型，前两种文化对避暑山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康熙肇建避暑山庄之后，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以加强政权建设、巩固边防为主，一直到乾隆中后期，避暑山庄的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空白。此间尽管清帝对汉文化极为重视，但是这股春风还是没有吹过古北口，吹到避暑山庄。乾隆年间，当时任礼部尚书的曹秀先首先向乾隆提出在热河设文庙、建学宫，得到了乾隆的许可。文庙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热河有了府学、儒学，而更在于它所蕴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文庙建立之后，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被供奉在大成殿正中，乾隆为之题楹联曰：“有开必先冠古今而重教化，无思不服合内外以振文章。”为了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尊敬，乾隆又按太学之例特设周时法物十件以及各种祭器和乐器，同时又将康熙、雍正还有乾隆自己的御制诗文集等书籍贮藏在尊经阁，共计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根据史料记载，文庙内保存有许多块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史实的乾隆御制碑文，其中乾隆《御制热河文庙碑记》作于文庙落成之时，《御制十全记》作于乾隆“十全武功”完成之时，《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记》作于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此外，还有一块碑文即《御制集石鼓文十章制鼓重刻序》是乾隆五十五年为重刻太庙所藏周代石鼓文而作，同时在这篇御制文中乾隆再次阐明了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意义。这部丛书是清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编类丛书，对开发传统的汉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套丛书编纂完毕之后，其中的一部连同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均被存放在山庄的文津阁，从此文津阁名扬天下，山庄也因此金碧生辉。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庙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山庄，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庙显然与山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基于政权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康乾二帝在充分联络和加强民族情感的同时，开始改变兄弟民族的意志，使他们不再只信奉自己的佛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清帝们很大的启示，因此到康乾时期，清帝开始改变策略，利用“佛”这个蒙古人的信奉之神来拉拢、征服这个长期以来桀骜不驯的民族。历史上顺治帝是否以身殉佛，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不过顺治帝的崇佛精神却是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后代。也许正是这种崇佛精神的鼓舞，康乾二帝才得到了某种启迪，于是另辟蹊径，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康熙三十年为了解决蒙部纷争，康熙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多伦会盟，第一次成功地干预了蒙部的佛教事务并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两大活佛的设立，两大佛事活动中心的建成，标志着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应蒙藩王公的请求，开始在避暑山庄修建皇家寺庙，这就是溥仁寺、溥善寺，供奉在溥仁寺宝相长新殿的无量寿佛被当作康熙的化身，康熙在前来朝拜的蒙族兄弟的心目中已有了与佛祖相同的地位。乾隆朝，在加强与漠南、漠北关系的基础上，乾隆帝顺应民族情感，继其祖康熙修建溥仁寺、溥善寺之后，又相继在避暑山庄周围建造了十座大型的皇家寺庙，供陆续从雪山荒漠赶到内地、赶到山庄的佛祖列宗们居住。从此佛光不再只从西藏拉萨向外辐射，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皇家寺庙，佛的意志、佛的力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山庄是为“耆阁崛山”，寺庙成为指路明灯。佛祖已不是原来的佛祖，他们不再飘零于冰冷的雪山和贫瘠的草原，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与清帝乃至整个清王朝连在一起。

（四）避暑山庄建立之初正是塞外政治中心萌芽之时，这个政治中心从如意洲宫殿区过渡到澹泊敬诚宫殿区的过程，正是伴随着避暑山庄的逐步发展而进行的。宫殿区的逐渐集中标志着塞外政治中心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避暑山庄建立之前，清帝在塞外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是伴随着军事行动而进行的，清帝的木兰秋狝，从其活动宗旨上讲应该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演习，它产生了两个积极的作用：其一，官兵们逐渐熟悉了漠北、漠南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其次，清帝省方简直是佛祖下凡，使得蒙藩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威慑。十年木兰行围积累起来的经验，使得康熙帝举行的多伦会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它对于清帝稳定漠北漠南，控制西北极为有利。多伦会盟之后，清帝在塞北的政治活动开始频繁，但仍然没有形成日常的活动中心；同时多伦会盟也没有形成制度，尽管它的影响很大，但辐射范围并不广泛，在广大的漠西，多伦会盟并没有使之振聋发聩。康熙年间，随着清帝连年不断地北巡，塞外的政治中心开始确立，这个中心地点就是避暑山庄，到乾隆朝，这个政治中心得到进一步加强。

正如前文所言，康熙总感如意洲面积过于狭窄，不便拓展，因此决定在万壑松风之南建立新的宫殿区。新的宫殿区确立了以紫禁城为蓝本具有前朝后寝而且真正区别于口内外众多行宫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制定使得刚刚萌芽在塞北的政治中心得到确立。乾隆朝，乾隆帝先是修建了皇太后寝宫松鹤斋，其规模有别于康熙皇太后的行宫松鹤清樾，其格局较澹泊敬诚宫殿区略小，共八进院落。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又在行宫内塞湖南端的武列河谷地上修建了卷阿胜境宫殿区，史称卷阿胜境、福寿园，此时宫殿区的从政之殿虽然是勤政殿，但乾隆真正举行政事、召见赐宴少数民族首领和来访使节的地方则是在清音阁。按惯例，凡来山庄朝见清帝的王公贵族、外来使节都要在澹泊敬诚殿受封领赏之后，再在卷阿胜境接受赐膳赏赉，然后在清香阁观戏，这种召见方式很独特，它消除了王公首领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得双方都能达到一种默契，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境地。当避暑山庄成为塞外政治中心和策源地的时候，它的室内外陈设也开始表现出如紫禁城一样的富丽和堂皇，这些陈设主要为清宫御用珍品。在室内外陈设中最吸引人的恐怕就是清帝北巡时陈设的卤薄仪仗了，按定制，避暑山庄应该陈设“骑驾卤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清代也在避暑山庄使用了“大驾卤薄”。“大驾卤薄”是最高荣誉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避暑山庄可谓登峰造极了。

原载于《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