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乾隆帝统一准噶尔决策因素分析
“大一统”是中国帝王的情怀和追求，这决定了“完成统一”为乾隆帝决策的最终目标。
“怀柔要岂耽游豫，戎索方畴永奠疆。”建立一个巩固统一的清王朝是清初几代皇帝的一贯策略，乾隆帝亦然。皇太极立清，三代帝王努力下，康熙时清帝国日渐巩固兴盛。先于清帝国建立并发展的准噶尔汗国，前几代首领先后统一了天山南北并进一步扩大到了青海，染指西藏，并力图将势力扩展到喀尔喀部，准噶尔的这些行动，对清朝的巩固统一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两个王朝的政治对决在所难免。从康熙朝开始，两者之间时战时和，面对“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的局面，乾隆帝非常清醒：“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虽庸众有‘威之知畏，惠之不知怀，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岂其然哉？”平定西北在乾隆帝看来势在必行，“予小子敬承乾佑，以为不可失者时，迟徊观望，宁二圣付托藐躬之意”（普宁寺碑文，现存于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只是初即位时他没有贸然武力行事而已。
乾隆帝最初议和、贸易、接受使者朝觐等决策，是统一链条上的环节，它们的存在，是为最终统一打基础。
早在议和过程中，乾隆帝处处留心准噶尔的情形。他“观之噶尔丹策零并非真心和好，以全然不可实现之处，率加奏请，唯此为借口，一味遣使进行贸易，图谋小利”。议和及边将，“将准噶尔人众之生计如何，其边界处如何屯兵防守，别处有无用兵之消息，噶尔丹策零依靠办事者何人，先前随往厄鲁特毛海车凌、辉特之巴吉等人身在何处，在彼处何以为生等情形，逐一询问津巴（喀尔喀公敏珠尔旗之披甲被掠往噶尔丹策零处）”，“其部众贫困者众，野外牲畜稀少，多种地为生”。让带国书前往准噶尔的额驸策凌，“沿途须留心观察其生计”。
乾隆帝隆重接待、恩赏准噶尔使者，但对于使者所提要求，乾隆帝有自己的底线。例如谕旨说：“朕为万国共主，振兴黄教、安抚众生，乃朕本意。即便尔等准噶尔人众，亦视同子民，既永享太平而已，无分内外”，但对连续六年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喇嘛达尔扎所遣使者，再三再四申述，赴藏、多遣使者等要求坚决不许，“不可由藏延请喇嘛”，“每岁差二三十人赴藏，断不可行”；即使恩准入藏熬茶之时，一方面恩准资助，准在东科尔贸易，贸易毕，由彼处赴藏，“总督巡抚酌情赏赐作为口粮之牛羊米面”，“采买骆驼二百峰、牛四百头、马八百匹，于东科尔牧放，备入藏使臣调换”，“伴送准噶尔赴藏熬茶之人，拟拨凉州、庄浪满洲兵五百名。此项官兵，皆照出师例赏赐治装。……其官员各赏一年俸禄，兵丁各赏银三十两，其盐菜、廪饩等项，以出征例拨给外……拨给官兵马匹时，务选其膘壮马匹拨发。至驮载行包，或以骆驼，或用牦牛，皆因地制宜，酌情办理。……拟令伴送大臣，备带银两万两”。在入藏前、熬茶毕返回时，于青海两次赏赐。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完全信任，一要展拓卡伦，因准噶尔，行经噶斯路，“理应将卡伦酌往远处拓展至哈齐尔。皂哈、巴哈柴达木等卡伦，仅驻蒙古兵，并无绿营兵，相应于使臣往返之前，由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中，再增派一百名……青海蒙古之游牧，依照原议，预先妥加迁移……”沿途派兵护送。“晓谕伴送大臣等，沿示以和睦之道，毋令妄自见人，其防范之处，暗加防范，断不可令其知觉。”二要注意途中诸事，例如，“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彼等抵藏后，言谈话语内，除闲话外，但凡稍涉关碍，皆好生牢记，告知与我”。所派乌赫图之将军之职，不可令准噶尔人知晓，训诫官兵皆呼大臣。三要，噶尔丹策零与喇嘛的来往文书要呈览，“熬茶之礼，必为请喇嘛等念经修善事而呈文，喇嘛等亦给回文。若当彼等面取其文，不给回文，未便妥当。相应交付伴送大臣等晓谕颇罗鼐，将接取其呈文、给予回文之处，皆照例办理，取其呈文、回文之底稿呈览。取其文之情形，毋令使臣等知晓。俟有旨下，除密付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外，亦密寄副都统索拜知晓”。
乾隆十九年二十年热河活动直接影响武力平准决策。在热河乾隆帝与归附各部首领相见，在那交通、信息不发达的年代，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获得准确的一手信息，它是作出决策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准噶尔杜尔伯特部整部的归附鼓舞了乾隆皇帝。乾隆十九年前，虽然有准噶尔各部零星来降清朝者，但规模小，乾隆十八年，由于“达瓦齐自立后，与小策零敦多不之孙纳默库济尔哈尔连岁构兵，策凌等惶惑莫知所从，因相与计议投诚天朝，以求永远生聚”。整部落来降，接到奏报的乾隆皇帝亲自过问诸项事宜。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从乌里雅苏台到热河安置驿站二十四个，每站备马一百六十七（换乘），驼二十四（驮载），羊二十（食用）。“三策凌”之所以内附，一则，厄鲁特蒙古在噶尔丹之后，长期战乱，造成“生产荒废，除老幼妇女外，各兀鲁思荒无人烟”；二则，“三策凌”屡次受到准噶尔达瓦齐的抢掠，生计维艰；三则，乾隆十八年晚秋从额尔齐斯河出发历时近两个月长途跋涉到达乌里雅苏台将军驻地时，“生计尽绝”。于是接济牛、羊牲畜，粮食等。传命边关，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俟策凌、策凌乌巴什到军营时，即行传谕：伊等远来归诚，必急于瞻仰朕躬，但蒙古部落中，未经出痘者甚多，京城气候与边塞不同，伊等到此，即伤一仆从，朕心亦为不忍……明年夏令，朕巡幸热河……将来自可于彼处瞻仰”。
与“三策凌”直接的交流使君王决意使用武力出兵准噶尔。“今策凌、策凌乌巴什等来到，问其情形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布等光景，彼处人心不一，甚属乖离。”为了确认该情属实，当即特派出侍卫和硕齐、阿珠齐、满楚三人回京，刺探准噶尔情形，此三人原本皆系准噶尔人，“若以伊等分别询问，或可探得彼处真实情形”，三人回京后巧言来看望使者，实则“趁闲谈之便，巧妙盘问准噶尔情势”，“事务特派，切勿泄露，事毕仍旧遣回”。对达瓦齐的使者敦多克直言不讳：谴责达瓦齐杀害噶尔丹策零之子喇嘛达尔扎，夺取台吉之位，又与拿墨库济尔噶尔反目，互相攻伐，荼毒准噶尔部众生，又将喇嘛还俗，破坏黄教等，揭露达瓦齐“借遣使向大皇帝请安，以安众意，窥探情形”。“尔等台吉达瓦齐之事，朕已尽知。”“我皇上于前后事机，洞若观火。”于是，晓谕敦多克，有鉴于尔等“现为达瓦齐逼迫，亦属无奈跟随行事”，念尔等为噶尔丹策零之旧仆令随入宴，观赏各项杂戏，所带货物如与达瓦齐无干系，亦准贸易。达瓦齐之货物，断不可贸易。敦多克以其亲眼所见，感叹：“今如此施恩车凌等，直至跟随前来之人，我等窃思，大皇帝确如佛祖一般，不分远近，轸念众生。”
阿睦尔撒纳的到来使乾隆皇帝作出了谁带兵、怎么打、何时出兵的决策。阿睦尔撒纳表示“疆场都欣效奔走”，乾隆皇帝“命阿睦尔撒纳赴北路军营，以来年出师”。“然非诸降人络绎款塞，亦无由尽得要领”，连续两年，准噶尔诸部台吉，率属款关，乾隆帝接纳降者，热河避暑山庄频频接见、赏赐、封爵，“遂由西北两路进师，长驱直入，迅奏功”。
清朝初期，自康熙亲征噶尔丹，到雍正用兵两败俱伤，再到乾隆“和”“战”过程，准噶尔蒙古问题始终是中央政权颇为头疼的边疆问题，乾隆二十四年最终实现统一准噶尔蒙古，“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这种用兵，对巩固西北边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活动看，乾隆十九年夏、冬两赴热河，礼遇杜尔伯特部“三策凌”，厚待阿睦尔撒纳，对了解准噶尔内部斗争形势、用兵部署、出兵时机作出了精准判断，平定准噶尔叛乱，康雍两代帝王未竟的事业，在乾隆帝身上实现，为了纪念平定达瓦奇、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帝在热河修建普宁寺，希望“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普宁寺碑文，现存于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至于阿睦尔撒纳降后复叛，客死他乡，像乾隆帝所言“天之所培者，人虽倾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虽栽之，不可殖也”（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碑文，现存于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亦是余辜。只是血腥屠杀准噶尔余众，背离了其原设目标，安得实现普宁？
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