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文化——辽金捺钵文化的丰富与创新
清朝统治者作为金人后裔入主中原后，仍然保留着春水秋山习俗。特别是康熙帝为抵御沙俄侵略，肄武绥藩，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举行木兰秋狝。为保证木兰秋狝顺利进行，在京师至围场之间修建了几十所行宫，热河行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所。这与辽代捺钵并无二致，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行宫文化是辽代捺钵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差别，清朝的木兰秋狝，从规模、内容、制度等方面看，都远远超过辽、金、元捺钵、春水秋山。
首先，从时间上看，清代的木兰秋狝只相当于辽代的秋捺钵和金元时期的秋山，辽代秋捺钵的主要活动“呼鹿”清代则称“哨鹿”，也称“哨鹿围”，系从满语而来，汉语译为“木兰”。但清代的木兰秋狝的规模则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清代昭梿《啸亭杂录》“木兰行围制度”条，记哨鹿为行围之制之一，“若哨鹿日，制与常日不同。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凡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里听旨，停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而侍从及扈卫之臣，只十余骑而已。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或有时上引诸文士赓唱终夕，以示暇焉。”乾隆皇帝写有《哨鹿赋》《后哨鹿赋》，对哨鹿活动描写得十分详尽，并在《哨鹿赋》序言中说：“我皇祖昔喜哨鹿，朕冲龄随侍，习闻其事，年来乃亲试为之。”《承德府志·天章》载乾隆《哨鹿》一诗曰：
呦鹿鸣深秋，虞人哨致之。格物有会心，祗缘声应随。
哨鹿古未闻，差如鹤雉媒。深涧一声鸣，麌麌争长来。
晓起登崇山，山下止顿所。万灯如列星，秋池浸天宇。
即鹿以类招，偶一试其技。鹿来固欣然，鹿去亦可喜。
其次，清代木兰秋狝制度更加完备、严谨，是军国大事，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游乐。清代木兰秋狝被视为“本朝家法”，除进行哨鹿外，还要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承德府志》记载“行围仪注”说：“至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中秋后，启跸行围。将启跸，行在兵部领行围禁令。管围大臣带领随围官兵至围场祗候。先以百余骑小猎，于平甸撒围，国语曰‘阿达密’。入围后，御行营。护军统领率官兵先往，度地广狭，立御营。扈从官兵等，次第安帐。行营前后严巡缴。止夜行，违者论如法。先期前锋，于一二里外设卡伦。每日五更管围大臣率蒙古布围人先往。其余扈从人等及辎重，均毋许先出卡伦。平明，上启跸，先驻看城。布围，用蒙古一千二百五十人，围中以大黄纛为中权，其名曰‘佛勒’。两翼，左正白，右正红，曰‘梅勒’。两翼前各以一蓝旗为前哨，曰‘乌图哩’。前哨进，后队以次随发，由远而近，绕围场两翼，前各数骑拥纛飞驰，曰‘跪乌图哩’，将会于看城，呼‘玛喇哈’，则围合矣。皇上出看城，躬佩橐鞯，具弓矢，莅围所。各兽群集，上引弓射后，令御前大臣、侍卫随者曰‘纳勒布密’。如有逸出围者，许官兵追射之，命中者纪诸册。围中有熊、虎诸猛兽，则管围大臣遣侍卫驰报看城，上策骑亲至其处，命虎枪官兵掩杀或御神枪及弓矢立殪之。围中麅鹿过多，则开一面放之。未初，罢围，驾还行营。陈牲数获，颁赐扈从王公大臣官员。行围竣出哨，遣随围蒙古各归部落。回銮自热河旋京师，告秋狝礼成。”
最后，清朝木兰秋狝政治意味更加浓厚，但秋狝之地并不是政治中心。辽代诸帝终年以捺钵为家，行止无定，虽然辽有五京，但并非车驾之所在，政治之中心，其政治中心在捺钵即行在所。《辽史·营卫志》“夏捺钵”条云：“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冬捺钵”条云：“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关于南北大臣，《辽史·百官志》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延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南、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车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看来，南、北院是以其在大内帐殿南北方位来称呼的。《辽史》有“北衙不理民”“南衙不理兵”之说。辽代南北臣僚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每年定期于夏、冬捺钵期间开会议政。一切重大军国事件都要在会议上讨论决定。
清则不然，其政治中心在京师（北京），皇帝出巡期间，行政机关仍然在京师办公，处理日常的事务，军国大事则在行宫、帐殿随时处理。例如，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康熙在波罗河屯行宫（今河北隆化县城）部署指挥了乌兰布通之战，痛击了噶尔丹叛乱势力，维护了边疆的稳定。第二年五月，为解决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康熙帝在多伦设帐殿招集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会盟，化解了他们内部之间的积怨，实现了大团结，加强了中央对蒙古的集权，稳定了北部边疆。避暑山庄建成后，康熙、乾隆每年都有近半年的时间在山庄居住和处理政务，成为第二个政治中心，因此留有“半部清朝史在山庄”的说法。避暑山庄见证了清帝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夜宴“三策凌”，安抚内迁的杜尔伯特部蒙古族众，为西北边疆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再如，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率领部众不远万里回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多次赐宴万树园，设灯宴、观火戏，谱写了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侮的豪迈诗篇。再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一行，这是清王朝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虽然此次接触当时并未取得实际结果，但却对日后中、英两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辽清捺钵的建制与建筑形式各具特色。辽代皇帝居留的是可以移动的毡帐，装饰华美，并突出了龙的形象，如广平淀冬捺钵时“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为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辽史·营卫志》）形式是亦蕃亦汉、蕃汉一体的。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年，辽大康元年）使辽，在道宗设在犊山（永安山附近）的夏捺钵所见：
有屋，单于（道宗）之朝寝、后萧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曰“阁门”。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东数里有缭涧，涧东原隰十余里，其西与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犊儿”。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沈括《熙宁使虏图抄》）
除帐殿东向是契丹人的传统外，汉化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清代举行木兰秋狝大典，皇帝行营“中建帐殿，缭以黄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后三面设连帐；旌门，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亲军护卫，网城门，八旗护军统领率官兵宿卫。又外，八旗各设帐房，专委官兵，禁止喧哗。御营门之前，扈从诸臣不得驻宿，东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营百步。建镶黄旗护军纛于后，正黄旗护军纛于右，正白旗护军纛于左。扈从人等去行营二里外，各按翼驻宿。前锋营相形设卡座于路左右。八旗各设帐房，树旗帜以为侦哨以禁行人。蒙古王公台吉去御营三五里外，各酌立营帐。”康熙十年后，康熙帝又将木城改制为黄布幔城。乾隆二十年对驻跸大营之占地、黄幔城中御幄和圆幄等形制、内外城各旌门及连帐旗帜规格、护卫制、各衙门官帐位置等，逐一作了规定，并于乾隆二十四年所制《皇朝礼器图式》中首次绘画“皇帝驻跸大营”图。（李理《论清帝巡围驻跸大营制度》，见清代宫史研究会《清代宫史求实》第104—105页）但这毕竟属于帐殿形式。口外行宫特别是热河行宫的建成，改变了帐殿形式。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吸取了汉离宫别苑的形式而建，除苑景外，还形成了理政、议事的宫殿区，有着前朝后寝的格局。其文化活动内容也极其丰富，如欣赏制作诗文书画、戏剧音乐，编书校书、收藏文玩、观烟火、赏百戏，读书、品茗、赏月、登高、泛舟、游历园林山水等，可以说，皇家文化丰富了避暑山庄文化的内涵。
外八庙的建立，更是与清王朝政治息息相关，这些宗教建筑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色彩，是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整合民族关系，“绥靖荒服，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例如，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为祝贺乾隆七十寿辰专门赶到承德，为达到“敬一人而使万人悦”的目的，清不惜重金专为六世班禅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并给予班禅极高的礼遇，六世班禅的觐见，密切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了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的联系，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共同构成了避暑山庄文化的内涵，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鲜明的皇家文化特色：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组成了一个整体，从山庄和外八庙的构建方位上看，山庄依山而建，外八庙呈半圆状环绕在其外，形成了“百川归海，众星捧月”之势，其表达的内涵即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至上的思想，尤其应该提出来的是，外八庙中的许多寺庙都有所本，有的仿布达拉宫，有的仿扎什伦布，有的仿固尔扎，不一而足。这些寺庙围绕在山庄周围，象征着君临万方、万宇一统，也象征着各民族紧密团结、同为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其二，和谐共生的文化特色：避暑山庄与外八庙融中华传统文化和藏、蒙、维少数民族文化于一炉，文功武略，梵儒化同，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表现出了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时代特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整体构成和设计中，体现出了“天圆地方、受命于天”的思想意识，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诠释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须弥福寿之庙中的“庙高庄严”殿顶的八条金龙、普宁寺的大乘之阁都是这种传统思想的形象化的展示；外八庙的许多建筑，吸取了藏式的建筑风格，譬如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特色，吸取了西藏喇嘛寺的手法，运用红、白两色粉饰，修建盲窗、渲染出藏式寺庙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外八庙的一些建筑中，还表现出了传统建筑与密宗“曼荼罗”相结合的样式，普宁寺与普乐寺就是由传统“伽蓝七堂”与密宗“曼荼罗”建筑形式组成。这些建筑，既不是单纯的传统建筑，也不是单纯的藏族建筑的翻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融合汉藏、贯通传统和密宗的创新，它们所表达出来的“天地相应，人神一体”“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文化意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避暑山庄文化内涵丰富，捺钵文化是避暑山庄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九年所作的《热河启跸往木兰作》，也透露出了某些信息，仅以此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雨过沙溪潦水收，川原銍艾喜迎眸。
兴飞捺钵初排驾，愿惬瓯窭幸满篝。
守吏分疆递来接，村民生计自为谋。
轻于十一山田赋，莫慢催科事苦求。
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