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与发展——清代承德坛庙的建置概况
坛庙为祭祀场所，与传统礼制密不可分。《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简言之，凡于国于民有益之事与人，均需祭祀。礼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大事。清朝政府建立后，对前代礼制进行了继承与改革。自顺治始，已有十分完备的礼制，并在全国范围内颁发礼书，为民轨则。康熙朝编纂《日讲礼记解义》，乾隆朝编纂《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等与礼制有关的书籍，均足以表明清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前代礼制，也深晓礼制对于治国牧民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清代逐渐恢复了一些因战争而废止的坛庙祭祀，也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一些新的坛庙。如清初定制，祭祀分为三个级别：“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其后又有所调整，在制度上则更趋向完备。同时，朝廷下旨，“各省所祀，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名臣、忠节专祠，以及为民御灾捍患者，悉颁于有司，春秋岁荐。”可见，国家对祭祀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又有所调控。在国家的提倡和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大量建置坛庙。
“古者有封建即有坛壝，境内之祭不以域外而忽。”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坛庙以供祭祀，边远偏僻地区也并不落后，如新疆、承德等地，建造坛庙的步伐与内地基本一致。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兴起等因素，承德也逐渐恢复并修建一大批坛庙，供奉对象名目繁复，有自然神、动物神、人神以及众多有名或无名的神仙精怪，可谓五花八门，难以统括。据《热河志》《承德府志》等文献记载，清代承德地区坛庙数量众多，但多数记载语焉不详，为详细了解清代该地所建坛庙情况，兹据地方志书及本地学者论文将一些尚能提供线索的坛庙载录于下表，以便睹其概貌。
清代承德坛庙概况统计表[1]
（续表）
（续表）
综观上表，清代承德坛庙主要分为敕修、官修、民建以及僧建等几种类型，分布范围广泛，体系较为庞杂，细酌之则隐然可见其“杂而有序”的特点。从崇祀对象观之，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其一为具“安邦土”功能的神祇，有关帝、城隍神、土地神等；其二是寓“化人民”神职的神祇，包括孔子及其陪祀、文昌帝君、魁星、名宦、乡贤等；其三是以“保衣食”为目标的神祇，如神农氏、厉山氏、后稷氏、土地神、五谷神，风、云、雷、雨、山川之神以及龙王、水神、雹神等；其四是以“护行业”为中心的神祇，有马神、药王、酒仙、鲁班等等。从数量上来看，承德关帝庙数量居首位，这一点与全国各地一致。清代关帝信仰达到顶峰，“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正是源于国家的提倡，承德地区才会出现多座敕修的关帝庙，以突出关帝“守土佑民”的神职，此外尚有诸多民建的“老爷庙”，以供民众祈福崇拜，表达日常生活的诸多诉求，如祛病除灾、延年益寿等愿望，可见关帝信仰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关帝的神职也远远超出其安邦守土的范围。
若对清代承德坛庙作历时的考察，可见众多坛庙建置时间集中在乾隆、道光年间，如道光八年（1828年）建设坛庙数量可观，有先农坛、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文昌庙、魁星楼、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等，都是在承德知府海忠的主持下修建，以敕修和官修为主。清代承德坛庙数量大，分布广，但大多数坛庙毁于战乱，于今早已无存，成了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