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文化点滴——避暑山庄三百年文化沉思
李月明
（中共承德市委，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 避暑山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康乾盛世的一种体现，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体现。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避暑山庄文化的实物形态，避暑山庄的实物与意义的结合形态，避暑山庄文化的思想形态。
[关键词] 避暑山庄；文化；实物形态；实物与意义形态；思想形态
从1703年到2003年，避暑山庄灿烂的文化在世界的东方闪烁了三百年。
避暑山庄文化是避暑山庄能够屹立于世界遗产之林，辉煌古今的内在脊柱与灵魂。
避暑山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又是对多民族文化的广泛吸纳，同时也是在继承与吸纳基础上的发展。从文化形成的角度看，不论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多么不同，但就其根本上来说还是一元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最高境界上都是相通的，都是作为人类自身精神与物质力量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反映。文化是人类的灵光，同时也是灵光照耀下的人的本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及表现方式。失去了个性特征，也就失去了人类文化的共性。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也是如此，它是由本民族五彩缤纷的多种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所构成的。避暑山庄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承德这一特殊地域内，在多民族长期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在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里，形成的具有自己鲜明特性的一种文化类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庞朴先生说的那样：“文化既是一元的，向前发展的；同时，在不同条件下，不同民族的人们所形成的文化又是各自具有自己特点的一些不同类型。”避暑山庄文化正是如此。
治政特性是避暑山庄文化的本质属性。这种文化的治政特性又是通过造园艺术、建筑艺术、宗教艺术等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里，艺术，是治政属性的表现形式。当我们游览避暑山庄时，首先看到的是风景幽美的园林和气势雄伟的寺庙，但却蕴含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思想。政治的本质被艺术的外衣给包裹起来了。这正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区别于其他园苑与寺庙的特点所在，也正是避暑山庄独具吸引力与震撼力的内蕴所在。
避暑山庄的景物不仅会使你赏心悦目，它的内涵更令你心灵震撼。这一点，曾引起了古今中外许多人士的共鸣。在乾隆时期访问过避暑山庄的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把对它的感受写进了《热河日记》中，他说：“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天子何苦而居此塞外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而实为天子自备边也。”他的学生柳得恭在《滦阳录》中也对此表达了感叹：“窃观热河形势，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这两位朝鲜学者的感受，可谓摸到康熙的脉搏。学人余秋雨先生游览避暑山庄时也获得了相同的感受。他说：“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
“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与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也找不到。”这位余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山庄的知音了。
久居承德的作家郭秋良先生在《山庄湖色》中也表达了他独特的感受。他说：“当你走进山庄的丽正门，从玲珑精致的宫殿区开始，而后是峰峦叠翠的山区，景色明丽的湖区，漫游山庄诸胜时，那么，你就会亲自领略到，那以山林野趣为特色的塞外风光，远比挂在墙上的名画更有生命力，更富牵襟扯裾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庄里每一颗明珠，无不使人观之辄喜，每一处胜景，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以正宫的正殿‘澹泊敬诚’领衔的宫殿群，清晰地在下湖水面上伫立。画面是宁静的，我似乎隐约听到了遥远的鼓乐声，眼前仿佛出现了康熙和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蒙、藏、回、维吾尔、苗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盛大场面……这水中静静的宫殿啊，好像一部活的历史，记载了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赏心悦目的是山庄的景物，引起心灵震撼的是山庄景物内蕴含的政治思想。这是其他风景区很少含有的一种超越景物之外的灵魂。
十七世纪中叶，尽管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和解与共处。南北民族之间以长城为界互相征战、防御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但是，各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最后的真正消除，局部的民族冲突有时还相当激烈。特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平南方的“三藩之乱”以后，北方的形势又日益严峻起来，沙俄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各地。这时，康熙不得不把战略重点由南方转向北方。康熙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一方面训练军队，强化武备，一方面加强与北部民族的联系，在原属蒙古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的地域内设置木兰围场。康熙经常来到这里，一方面“肄武绥远”，一方面在这里的行宫处理清军与俄军作战的军务。这里，成了处理军政要务的枢纽。避暑山庄就是在热河行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避暑山庄是清朝帝王为加强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团结北方少数民族，建设“塞上雄藩”，以实现其“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而建立的。
从大的空间上看，避暑山庄处在南向浩瀚渤海，北依绵延坝上，七老图山和燕山山脉东西并峙，使这里成为北京的门户和连接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以至俄罗斯的天然走廊和重要通道。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往来和发生军事冲突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出古北口经喀喇河屯（今承德市滦河镇）至木兰围场一段是北京通向内蒙古、喀尔喀蒙古、黑龙江直至俄国远东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在北方的重要活动路线。例如康熙去主持历史上有名的“多伦会盟”就是经这条通道北上的。清廷使团与沙俄谈判划分中俄边界是经过这条通道抵达尼布楚城的，俄国使团也是经由这条通道抵达北京的；十万清军大败厄鲁特蒙古领主噶尔丹走的是这条通道；康熙亲自率军歼灭噶尔丹主力向漠北克鲁伦河推进也是走的这条通道。木兰围场建立以后，这条通道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而承德正处在这条通道的中间，是处理朝政的理想之所，加上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更为清帝所独钟。正如《避暑山庄记》和《御制避暑山庄诗跋》中说的那样，这里“去京都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几，与宫中无异”，“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在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有这么幽美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建立行宫不可多得的地方。
避暑山庄在置景上采取象征与集萃的手法，把治政思想融入造园之中，使治政思想与造园思想紧密结合，水乳交融。在避暑山庄的布局大势上，它以其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中部平原区及东低西高的走势，模拟了中国地形的大势，使整个山庄酷似中国东南西北中广袤河山的微缩模型。在避暑山庄景物的选取上，采用移、仿、创全国各园胜景的办法，荟萃全国名园胜景于一园，表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对避暑山庄景物数量的命名也是采取附会道教仙话的方法，来表达康熙“居心思道赅”的思想。在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的关系上，以避暑山庄为主体，周围寺庙以众星拱月之势环列其外。
避暑山庄是兼具理朝听政之所与休息豫乐之用的宫苑。周围寺庙是融注了清帝皇权思想与治政功用的皇家寺庙。从1703年避暑山庄始建到1861年这一百五十八年之中，清王朝的十位皇帝中就有七位皇帝在此驻跸。特别是康乾时期，几乎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和接见外国使节。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功用，许多在清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1754年6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召见毅然率万余之众翻过阿尔泰山，从额尔齐斯河流域投奔清军驻地乌里雅苏台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和策凌孟克，在这里接受册封爵位。同年十二月，乾隆皇帝又以接见“三策凌”的规格，接见了来自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撤纳。1755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在万树园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祝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割据势力的胜利。从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内仅1754年六月到1755年十一月这段不足一年半内的政治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避暑山庄的政治功用。可以说，中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和外交风云，有很多是在这里汇集的，中国十八世纪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诗篇有很多是在这里书写的。
避暑山庄的政治功用性是很强的，绝非为了消遣娱乐、游山玩水而已。正如乾隆说的：“我皇祖建此山庄，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康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这种刀光剑影化成了一片云容水态，一片青松绿屿。为此康乾两帝亲自对山庄及外庙的景物进行谋划，对他们的政治灵魂进行了艺术化的包装。清代张玉书在《扈从赐游记》中曾记载：山庄外庙景物“先后布置，皆由圣心指点而成。未成之时，人不知其绝胜；既成之后，则皆以为不可易也”。在景物设置上终于达到了“宇内山林，无此奇胜，宇内园亭，无此宏旷”的效果，在其内涵上达到了“避暑山庄者，玉塞之神皋、金庭之奥城”的含蓄、深邃的效果。有人形象地说，避暑山庄给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造园文化。避暑山庄是中国帝王宫殿与皇家苑囿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古代宫殿和园林建造几乎与中国古代文明史同步，二者经历了由分设到结合的漫长历史过程，到避暑山庄的建造二者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避暑山庄的总体布局是前宫后苑，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为起居和理朝听政之所。宫的部分所占面积虽然比苑的部分小得多，但却起着控制全园的作用。作为“理朝听政”之所的宫殿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具有特殊的园林艺术价值。避暑山庄作为古代帝王苑囿，在古代建筑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皇家寺庙群的完美结合。位于寺庙群落中心的避暑山庄，园中有庙，是一座寺庙众多的园林；周围寺庙群落，庙中有园，使之成为具有园林特色的寺庙。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还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使这里的人文景观巧借自然、融入自然，又升华自然，形成一种自然与人文天成合一的境界。康熙在《芝径云堤》诗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写道：“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在这些自然景色的前提下，按照“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工假虚设”“宁拙舍巧治群黎”的造园思想，避暑山庄才建造得如此特色鲜明。
建筑文化。把政治思想用建筑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的又一大创造。在避暑山庄的周围寺庙中，建筑成了康乾两帝的凝固的思想。从外观上看，避暑山庄朴野淡雅，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一片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大有北方民居的风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体量巨大、规模宏伟的周围寺庙，它们大多是使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覆顶，一眼望去，一片金碧辉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使你感到的不是皇园的简陋，而是其蕴含的深刻。在建筑形式上，避暑山庄内的建筑则采取以汉式为主体的建筑方式，以显示少数民族吸收汉文化的实力与气魄；山庄外的寺庙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三种不同的建筑方式，以显示其兼容并蓄、借鉴融通与遐迩一体的政治手段与愿望。
文学艺术与宗教文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与手段都尽可能地应用到了极致，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多方面的成果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里珍藏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总汇，亭台楼榭及各种自然景点的匾额、楹联、碑刻，代表了清代宫廷书法、语言艺术的最高水平，为康乾的政治思想作了最直白的解说。宗教思想的运用不仅达到了儒、道、佛三大传统宗教的相互融通，而且在“谁言儒教异佛教，试看不同有大同”的思想指导下，使宗教与皇权政治达到了互通为一的最高境界。
一切艺术的审美活动都是虚与实的统一。避暑山庄文化之所以具有很强的魅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艺术手段与政治思想上达到了完美统一。《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虽是“有”与“无”的统一，即“实”与“虚”的统一，但“无”即“虚”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有”即“实”是以“无”即“虚”为基础的。避暑山庄正体现了这种哲学思想，它本质上以康乾政治思想为“实”，以造园、建筑等艺术手段为“虚”，通过化实为虚、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等艺术化的处理，忽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忽而“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把治政思想注入造园、建筑等艺术形象之中，“因心造境”，虚实相生，使山庄景物与情思境界完美结合。康熙乾隆对这种虚实相生的杰作也颇为得意，曾经感叹道：“无用居然成有用”，“尚有未宣之深衷”。情景交融的园林与建筑，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才具有了如此的生命力。
避暑山庄文化中的虚实问题分为三种形态，即实物形态、实物与意义的结合形态和纯粹的思想形态。这三种形态，实质上也就是避暑山庄文化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的纵向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就像一座三层宝塔，每层既相互独立，层与层之间又相互依存。三个层次的完整结合，共同构成了避暑山庄文化之塔。
第一个层次是避暑山庄文化的实物形态。在这个层次中，全面具体地展示着造园艺术、建筑艺术的视觉效果，是避暑山庄文化本质的表现形式，是创造避暑山庄文化的主导者康乾两帝主体意识的直接客体化。当你走进避暑山庄，你会看到在一片真山真水间巧妙布置着朴野淡雅的宫殿、风光如画的苑景和金碧辉煌的寺庙。此时，你也许并不能体悟这些实物所包含的内蕴，但你一定会感受到我国古代造园、建筑艺术的优秀与辉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个层次是避暑山庄的实物与意义的结合形态。在这个形态，实物变成了意识化的实物，意识变成了实物化的意识。这个形态在提供给人实物现象的同时还提供给人实物的意象。这里“景无虚设”，“皆由圣心指点而成”，因此，这里的实物景色，都具有意识化的特点，是“以心造境”的产物。揭示景物的意识化特点，是研究避暑山庄文化的重要步骤。这种意识化特点从宏观上反映在避暑山庄的整体营造上，在微观上则反映在具体置景上。康熙在《避暑山庄记》中写道：“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人君之奉，取之于民，不爱者，即惑也。故书之于记，朝夕不改，敬诚之在兹也。”乾隆在《避暑山庄后序》中写道：“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康乾的这些主观意识，在具体实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通过题匾、撰联、题诗等方式进行了揭示与暗示。比如康乾对月色江声的题诗，使观赏者的思绪沿着超越景物之外的思想发展，领略清帝在月明星稀之夜，来此静坐，手执《周易》一卷，心通尧舜，悠然意远的心态。乾隆在月色江声门殿以北的静寄山房题诗道：“山庄无不静，是处静无过。远俗遥遮岭，澄怀近绕波。最宜读《周易》，况值幸时和。寄兴非关动，神尧诏我多。”这个形态，是由实物形态向思想形态发展的过渡形态，是在审美活动中完成的。这种景物的意识化，多数是为造园服务的，皇帝的题诗、题匾、题联也多数是为表达一时感慨陆续完成的，从中虽然可以窥见清帝的心迹，但还难以对其政治思想作出准确全面的把握。因此在这个层次基础上还必须循阶而上，进入到避暑山庄文化的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避暑山庄文化的思想形态。这个形态，包括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的避暑山庄文化区域所形成与体现的康乾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在内的全部思想内容及思想成果。其中尤以清帝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北部边防、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思想为核心。这是避暑山庄文化的根基与精华，也是避暑山庄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源泉。概括地说，其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经文纬武”，二是“绥远怀柔”，三是“为政以德，三教并用”。这些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是山庄文化政治特性的本质与核心，是使山庄文化构成艺术化的政治文化的根本所在。
总之，避暑山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
原载于《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