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对中华文化的研判与继承
康熙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不事浮华,不尚空言,勤政节俭,尚宽爱人,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去世后,雍正以圣祖仁皇帝谥之。康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善于思考、学习,明辨是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认同感、求知欲,数十载孜孜以求,老而不疲。尤为可贵的是,康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盲从,不泥古,实事求是,对于所钟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康熙晚年著有《七询》一文,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七询》作于康熙六十年,是年康熙六十八岁。《七询》可以看作是康熙对自己一生思想精神的总结。
《七询》以传统的“七体”构篇布局,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议论。全文七段,分别以近侍之臣、文学之臣、介冑之臣、释氏之流、道家之流、医术之臣、岩阿一老与体元主人对话组成。体元主人是康熙晚年喜用的一枚印章。
开篇即体元主人自序,“体元主人膺期运,抚寰海,纪星次者,垂七十年。临云陛者,周六十载。常以薰风应律、梅雨戒涂,驻跸兴州之域,栖神无暑之区”。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实际执政五十四年,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时间之长,堪称冠冕。文中记述了自冲龄即位以来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治水患、亲征噶尔丹,夙兴夜寐,孜孜求治的多艰历程。回首往昔,感慨良多。现在“年芳冉冉,星发皤皤。劳稍涉而辄倦,步方跬而虑蹉。”然而很多理想还未实现,时不我待,“来日不可期,去日已苦多”,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慕视履之元吉,知上佑之难谌。其何以宽无穷之烦念,发垂老之欢心。”
近侍之臣劝康熙应及时行乐,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游宴有所,班输是营。千门万户,阁通往来”。广招美色,声色犬马,“太真之鲜葩解语,窅娘之新月乍斜”。沉溺于旨酒歌舞,“贵人生之行乐,及良时而酣燕”。“众伎俱陈,八音齐举”,提出康熙“富有万国而寸阴是惜,泊然无以为欢”。康熙则从历代兴废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了“阶厉召祸,败德累名。宜鉴倾城之辙,毋招伐性之兵”。
文学之臣劝康熙寄情翰墨,“寄闲情于缃素,绚殊采于珠韬”。并举出“孝建之翰墨驰誉,永明之笔力象贤。梁帝观钟繇之意,陈主品嗣真之篇”,“睿宗则五云纷飘,明皇则八分英特。是皆鸿骞鹤舞,虎卧龙跳”。况且“圣又多能,道兼众艺。体工六文,词高五际”。康熙则认为文学创作贵在质朴,虚饰文辞,于人无益。他的创作,不是为了和文人一争高下,而是抒发自己的襟怀。
介胄之臣力劝康熙再展雄威,重披战袍,开疆拓土。“扛鼎夸雄,翘关示壮”“罗地天之上下,包日月之西东。绝漠在藩篱之内,荒服尽庭庑之中”。康熙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最后采取的手段,不能为逞一己之雄心就轻易挑起事端,“八荒在闼,七德有征”。
释氏之流劝康熙皈依佛门,阐扬佛教,“愿阐真如之教,永绥极乐之身”。康熙被视为无量寿佛的化身,在佛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也把康熙看作是无量寿佛转世,但康熙自己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以为佛教“虽了彻乎三生,亦奚裨于国政”。于治理国家无益,对之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道家之流建议康熙采取服丹药、练气、调阴阳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康熙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不相信道家的这一套理论,在南巡时,曾有民人向其献丹书,康熙将书掷还,并予以严责,“求方药而何愚”,他认为“养身寿人,儒者有道。保合太和,何取黄老”。
医术之臣建议康熙及时进补,多服延年益寿的名贵药物,诸如“人参、彤丝、皓苓、伏莬、蟠根、龙眼、合欢”之类,以药物来求得畅怀体胖。康熙认为服用药物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依赖,否则“服药之过多,反五藏之为累”,不能迷信药物,“勿惟药用是信”。
岩阿一老则以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劝导康熙,这是儒家的思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康熙对此极为赞赏,“隐者之言实获我心”,进而表示了“殷忧劳勤,习与性成。学于古训,不敢荒宁。前途之计,后世之寄。畴勤畴恤,系余是视。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想。
纵观《七询》全篇,康熙逐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进行了阐发和鉴别,“博采不遗,从容顾问”,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提出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既不是一味否定,也不是全盘收录,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当然,他最倾心的还是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