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性因素

地方上修建关帝庙，往往与各地的实际有关，如山西解州因是关帝故里而建庙，新疆修建关帝庙与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有关等，在承德修建大量关帝庙，当然还与完善大型皇家宫苑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制和承德处于汉、蒙交界地带的地理位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1.皇家宫苑祠庙修建关帝庙以护法的惯例使然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关帝奉为护国神，虔诚地祈求他护佑江山万年社稷永固，所以我们看到有清一代的皇家宫苑祠庙建制中都要修建一座关帝庙作为护法。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圆明园、畅春园、长春园、颐和园、雍和宫、德寿寺和天安门外的正阳门等处都建有关帝庙。紫禁城内虽不建关帝庙，但在乾清宫设关帝神像，每天专人祭祀。

避暑山庄建成之后，清朝统治者从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间先后于山庄东北外围陆续建成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等12个皇家寺庙建筑群，用以供养藏传佛教领袖和培养合格僧侣。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宫苑祠庙建筑群落，自然也要遵循惯例建造护法关帝庙。但外八庙分散坐落在山庄四周，想为每座寺庙都建护法神庙也不现实，而从建筑的政治目的和功能需求上来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又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最终选择在避暑山庄丽正门西侧重修原来由民众筹建的关帝庙，并将之改建造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承德武庙。

从《清实录》和大内档案等记载，清朝各代皇帝亲自祭拜关帝庙已成祖传定制。万一遇事不能亲自祭祀时，也要选派内务府大臣代为供奉香火。而具体到承德时，皇帝每年巡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时，照例都要到关帝神像前拈香瞻礼，以求神灵佑护，并赏赐看庙僧人。

2.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需求

清末学者徐珂所纂《清稗类钞》记载了不少有关清代的掌故遗闻，是书卷六十四有一条“以祀关羽愚蒙”的记载，文云：“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此一说法虽系后起，但颇具一定道理。清廷为了巩固和维护北方边疆的安宁，和蒙古诸部约为兄弟，并以《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喻，希望蒙古诸部像关羽一样忠心维护自己。而清代早期执政者拿《三国演义》和关公为喻，也是源于蒙古对于关公的忠义精神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的研究，蒙古人早在17世纪就认识了关公，到18世纪时关公崇拜在蒙古族中很流行，蒙古人已经开始将关帝形象与蒙古崇拜的藏蒙两族民间史诗最伟大的英雄格萨尔王联系起来。此外，加上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清初受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章嘉活佛、土观活佛和班禅大师等的推动下，将关公吸纳进了藏传佛教护法神的行列。这样关公像也就出现在了藏传佛教寺庙里受人供奉。

承德的地理位置也很关键，“外连沙漠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神京”，即处于连接京师和蒙古的交界地带，担负着护卫京畿的重要职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清稗类钞》中又言：“其后入帝中原，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古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所以清帝在避暑山庄接待蒙古等族的拜见时，往往令蒙古王公下榻于关帝庙的附属建筑内，也隐含着这种意思。梁国治撰写的《敕修承德府关帝庙碑》中的“况承德距京师数百里，日月所照临，中外所瞻，就庙貌之成，可以见国家褒崇忠义，凛乎！纲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动其严威俨格之忱焉”，“新庙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各蒙古外藩岁时朝觐者亦得展礼庑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诚，以昭文德武功之盛”，明白地提出了关帝庙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所起的极大作用。

总之，伫立在承德大地的关帝，是这片疆域的守护神，“忠义伏魔”的匾额题字，高度概括了这种信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