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河道库概况
热河道库全称热河兵备道库，它是热河兵备道的属库。据清代档案文献显示，清初基本沿用明代制度设道，但热河道设立于乾隆初年，这源于直隶总督孙嘉淦的奏陈。
在奏折中，孙嘉淦强调了设立兵备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热河地区地域广阔，既有的行政机构不能满足需要。“查承德州、八沟四旗，及喀喇沁三旗地方，绵亘数千里，设有承德州知州一员，热河同知、八沟同知二员，四旗通判一员，沿边布列。但职守相等，无所统摄。虽隶霸昌道所属，而该道驻口内，远隔重关，势难遥制。遇有解审案件，往返不无拖累。”其二，热河地区原设行政管理机构，存有诸多缺陷，不利于地方的管理。这一地区的人口以汉蒙为主，另有八旗驻军、内务府皇庄人口等。长期以来，该地以州县模式治理汉民，以盟旗的形式治理蒙人，至于八旗驻军则由所属都统等管理。若各方能各行其政，亦可相安无事，但几方杂处，必须多方协作，才能便于管理。问题在于，“热河武弁现设有副都统、总管、副将等，皆系大员。而文职不过同知以下，品职相悬，未能接洽，不无牵制掣肘之虞。且同知等官皆不能兼辖武弁，遇有巡查缉拿等事，往往呼应不灵”。其三，热河地区事务日繁，需要增设新的管理机构。“再喀喇沁等处种地民人日多于前，八沟、承德等处事务日益殷繁。将来绥辑兵民，经理地方，尚需筹划，而无文职大员料理，难以商酌举行。”
针对这种情况，孙嘉淦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据臣愚见，似应于古北口外沿边一带地方，添设兵备道一员，于承德州驻扎。将热河等处同知、知州、通判等员，俱归统辖。其兵马钱粮，即令该道经管。其都司、守备等贤否，俱令稽查、察核。如此则文武兵民事权归一，呼应更灵，易于振饬。一切解审事件，俱可就近归结，以省拖累。而将来经理城垣、仓库，绥辑外藩，通商便民之政，亦可次第举行。”[1]在这里，孙嘉淦充分考虑到当地复杂的情况，以及清代皇帝在此木兰秋狝及常年来此避暑的特殊情况，特别提请添设兵备道。乾隆五年（1740年），热河道设立。作为其财务机构，热河道库亦随之设立。
由于资料的缺失，热河道库的内部设置情况不详。一般而言，“兵备道库专贮兵饷，或由布政使司照数移解，或由部拨邻省运往贮用。各道专稽出纳、造册，申督抚、河道总督，分咨兵工二部及本部察核”。毫无疑问，热河道库亦应有此功能，但亦有扩大。乾隆四十三年议准：“热河兵饷改归道库支放。”乾隆五十年议准，“围场兵丁红事赏银四两，白事赏银八两；养育兵及孀妇孤子红事赏银三两，白事赏银六两；鳏寡孤独每名月给养赡银一两五钱，孤子俟成丁挑披甲、拜唐阿时裁汰。所需银两于直隶藩库领出，存贮热河道库，分别赏给”。此后，热河道库承应的开支用项不断加增，不再一一赘述。
更为重要的是，热河道库地处皇帝经常临幸之地，又不可避免地与皇权发生了联系，并由此在乾隆、嘉庆二帝巡幸热河时期的用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帝巡幸热河始于康熙，不仅旨在锻炼八旗军队，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的木兰秋狝，而且有远离京中酷热，来此调理休养的避暑活动。乾隆、嘉庆继位后，皆效法康熙，频繁来此木兰与避暑。与出巡他处不同，清帝的热河之行时间更长，多达三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需用大量白银。康熙以前，囿于资料的限制，具体情况不详。自乾隆朝始，档案记之甚详。热河道库即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就笔者所见，乾隆十九年时热河道库与皇帝巡幸热河发生了联系。是年闰四月十五日，乾隆皇帝为东巡盛京颁布谕旨：“盛京户部银两自足赏赐之用，不必随带于途，但今岁有新归附之人，著于部库内拨银十万两，先期送往热河，交兵备道库，以备赏赐之用。钦此！”此后，热河道库成了行在皇帝临时银库，每年按需向其解交银两。乾隆三十年，热河道库交付的银两多达167914.17两；乾隆三十六年，热河道库交付的银两更多达441500.38两。据笔者所见，其交付银两的最高纪录出现于乾隆四十九年，其数额多达1069285.71两。当然，一般年份解交的银两数额不多，基本维持在5万两以上。
热河道库解交皇用的银两如此之多，就其用途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端：
首先，赏用。巡幸热河期间，清帝更是频繁赏赐随行人员、来朝人员等，有时需用银两甚多。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及外交使节等奔赴避暑山庄庆祝。在此期间，赏项颇多。据内务府统计，广储司为此支放银1.5万余两。[2]乾隆五十九年，户部一次领取赏赐内阁、户部、礼部、工部、侍卫处、御茶膳房、提督衙门、鸟枪处、銮仪卫向导处、上驷院、太医院、粘杆处、内务府都虞司、会计司、武备院共计18处官兵赏银15851两。此外，户部还先后领取赏赐银两22035.35两。这并非年热河之行赏赐的全部，还有经广储司赏赐出去的银两，具体数目不详，但广储司仅从热河道库借用赏赐银两多达8000两。也正因如此，在档案中热河道库将此项银两称为“备赏银两”。
其次，官兵等人费用。这里的官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热河行宫守卫官兵和皇帝的随围官兵。乾隆初期，围场兵丁钱粮皆由京中派支，“往返需时，偶值雨水，更滋糜费”，后经大学士傅恒奏请“围场兵丁钱粮就近热河道库春秋二季支放，每年于解送热河道备赏银两之便，多解银二万两，以备支放”。乾隆二十九年，围场总管齐凌扎布以“围场官俸内银米，例由京城该佐领办给，多有不便”为由，奏请“照围场兵丁例，银由热河道库支领”，并得到谕允。由此，围场官18人，“每年应领俸银，按季造册，亦由热河道库支领”。是年，随围官兵共计1861人，共应补领路费银7174.06两。此外，还有京中各衙门兵丁3212人，共需路费银19683.16两。热河驻守官兵衙署、军营建设费用亦多取自热河道库。康熙时期，为了加强对避暑山庄的管理，设置热河总管。雍正时期，热河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佐领十六员，晓骑校十六员，笔帖式二员，兵八百名”。乾隆初年，又改设热河副都统。热河副都统有统辖八旗、总管围场之责，是皇帝热河行围的安全保障，其经费获得热河道库的支持。乾隆三十一年，热河副都统请领修理围场兵丁营房银6000两。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副都统、热河总管先后4次咨领修建副都统衙署以及官兵房间工物等项银共39000两。再次，兴建宫殿、寺庙等工程用款及维护费用等。该项费用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继位后，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增修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园林。据内务府统计，至乾隆二十九年，热河园内先后添建宫殿22处。这些宫殿、园林维护费用颇巨。乾隆三十五年，“修理热河园内河道、桥闸，并铺盖街道旗民铺面房间等工银二万两，又热河工程档房咨领园内河道清挖潮浅、修理桥闸、泊岸、城墙、牌楼等工银三万两”。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园内及南路喇喀河屯等五处行宫，北路钓鱼台等八处行宫，共十四所。其中修理桥闸、补砌墙宇、裱糊房间等项共银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两”。这些经费皆来自热河道库。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乾隆皇帝更是谕令热河道库将备用银两392850两拨交热河工程处应用。[3]此外，为了满足皇帝信仰及联络边疆少数民族的需要，自康熙后期开始，皇帝在热河修建藏传佛寺。至乾隆时期，这种兴建活动达到顶峰。先后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等。其修建经费亦经常取资于热河道库。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热河工程总理处行文热河道库，请领舍利塔、碧峰门、仿功德山、西岭晨霞楼、普宁寺等工，“共计银十三万一千三百一十四两四钱四厘，俱由热河道库如数支领”。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六年该工程共领内库银129万余两，并“领过热河道库银二十万两”。
最后，其他费用。热河道库储存的大量白银系“备皇上巡幸赏赉及工程等项之用”，实际应用时虽不限于此，但亦多与皇帝在热河的活动有关。乾隆皇帝还将其广泛用于他途。围场树木的砍伐运输即是其一，且用款较多。乾隆三十七年，仅此一项即用款97000余两。乾隆三十九年，用款37500两。此外，乾隆皇帝还用于救助受灾旗人与兵丁。乾隆三十五年，因热河地区遭受水灾，乾隆皇帝赏银救助。热河副都统自热河道库领银3340余两，热河总管领银1100余两。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用项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至嘉庆时期则大为缩减。据嘉庆十二年（1807年）热河道库的奏销档案显示，其开除项下主要有工程银两7960余两，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29210余两，采买庄头米石加价生息本银25000两。[4]嘉庆十四年，热河道库开除项下主要有工程银15380余两，广储司备借银2000两，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22640余两。[5]总之，热河道库充足的存银为乾隆、嘉庆皇帝的热河之行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保证了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问题在于，热河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不能提供充足的税源，需要开辟新的经费来源，以保证库储的充足。
问题在于，当时的热河既有热河副都统，又有热河总管，其衙署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但乾隆皇帝为何选择热河道库作为备用银库？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赏银的户部属性。清帝的热河之行，乾隆、嘉庆年间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少有间断。在此期间，除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们围猎、筵宴、观看摔跤、烟火等表演，清代皇帝还赏赐他们大量物品与白银。其中，赏赐的物品主要来自内务府，主要有衣帽、靫袋、药刀等，后折赏给缎匹，交由广储司备带，赏赐的银两则主要来自户部。乾隆年间赏赐蒙古王公的银两数目约为1.1万余两，嘉庆年间基本维持此数。从来源上看此项银两分属户部，是国家管理体系，而热河总管属于内务府管理体系，这使得它并不适合存放在热河总管衙署内。
其二，热河副都统的局限。就清代的行政体系而言，热河副都统属于八旗驻防体系，属于军队系统。清代对统兵将领，管束甚严，无论是出征还是驻守地方，其“所用粮刍，该督抚布政使按期支给”。康熙以后，“各省提镇、驻防将军，掌兵权而不擅财赋，与文臣互相牵制焉”。乾隆皇帝曾敕谕察哈尔八旗都统巴尔品等：“尔宜持躬公正，律己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凡一切事宜俱照题定事例办理。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与。”这都是军权与财权分离思想的体现。热河副都统是热河军事驻防的最高将领，故不能兼管地方财务，至于军中所需经费则由户部和地方藩库拨解。这也决定了该衙署库房不能存贮户部运解的备赏银两。
其三，热河道库的优势。热河道设立之初，分辖热河、八沟、四旗、承德、塔子沟等四厅一州，地域广阔。其后，所辖区域略有变化。至于道员的品级，前期较为混乱，乾隆十八年时统一定为正四品，与热河行宫总管同级、宫中的二等侍卫、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等同级，高于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以及广储司司库等人的级别。而且热河道衙署即在承德，与避暑山庄相距甚近。这为其与户部和内务府的业务往来提供了便利。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谕令户部拨银40万两，交热河道库备用。当户部银两运抵热河，热河道揆义即“将户部委员解到备用银元宝四十万两当堂兑收贮库”，并出具收管印信，交给委员带回备案。[6]与接收户部银两不同的是，内务府广储司拨解的银两需要热河道自行派人领取。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乾隆皇帝谕令拨解广储司银30万两，存热河道库备用。在领运过程中，热河道尚要配备车辆、护送兵丁及行文途径地方官员相助护送，以及行文兵部，给发出古北口车辆、人员公函的照票等诸多事宜。由于途径地方主要是热河道辖区，办理亦较为便宜。
综上所述，热河道库有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又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由此成为备赏银两的最佳储存地。自乾隆中期开始，便充当了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用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