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

宁波地处浙东，是中国历史上人文荟萃之地，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宁波历史上曾办过官学、私学、书院等，具有兴学重教传统。高等教育可以追溯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宁波法政学堂的开办，揭开了宁波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地方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也走在全国前列，本书选择宁波高等教育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

首先，研究区域教育发展成为现行教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目前学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硕果累累，但研究浙江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且多是民办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研究不够细致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区域社会史学渐见繁盛，构成中国社会史学研究的热点路向。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史学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通过区域教育的个案研究，探寻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正是区域教育史学研究之意义所在。基于此，系统、深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探讨宁波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凝炼其发展个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预测其未来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学界研究之不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有助于深化对浙江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认识。宁波是浙东地区的教育大市之一，从宁波走出来的院士数量颇多，且在国际学界都具有较大影响力，如屠呦呦等。其教育有何特色？为何会出现如此丰硕的教育成果？在“教育兴国”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宁波高等教育为研究个案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认识，探寻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径。这既有典型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宁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曲折。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宁波高等教育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一直得不到发展，基础相当薄弱，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相适应。至1998年底，全市只有五所高校，在校学生数为1.25万人，毛入学率为8.8％，落后于当年浙江省的8.9％和全国的9％。^[4]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宁波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设施简陋，很多高校因师资、设备短缺等原因被迫停办。在如此困境下，宁波人民仍能在宁波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辛探索，走出困境。这不但可以为今天进一步探索宁波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而且可以增强宁波“教育强市”的自信心。宁波高等教育发展已成为中国高教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复合作用，宁波高等教育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其在浙江地区乃至在全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客观、公正地总结宁波高等教育的经验，评价其社会作用，领悟其现实启示，进而为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宁波现代化教育事业给予理性的建议与冷静的思考，这既是历史学研究的使命，也是本书研究主旨之所在。

最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宁波高等教育发展，深入了解推进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以及高等教育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充分证明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这一论断的科学合理性，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根本地位的认识，从而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