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政府、地方三者之间的目标错位、互动不畅

坚持科学定位，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和谐互动，是推动高校健康发展、经济平稳增长的有效路径。宁波高校发展定位要把握三个因子。一是学校层次。宁波仅有宁波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绝大多数高校属于普通教学型、职业培训型。因而，在确定高校发展时，不应超越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宁波高校的主体属于普通教学型和职业培训型，因此，发展目标“要以培养生产或社会活动一线的实用型人才为重点任务，或者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展开”。二是服务面向。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特别是应根据地方产业结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资源规划学科、专业建设，这是地方性高校发展的社会实践基础。三是特色发展。无特色就无优势，无优势就无发展，只有办出了特色，才能办出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高校若要谋求特色发展，就要提炼教育理念，建设相应的教师队伍，学科（专业）设置应以服务地方发展为皈依。不同层次的高校应该合理定位，明晰职责，强化特色，才能构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但遗憾的是，宁波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错位现象严重：研究型院校本应以搞好研究生教育为主，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培育“高精尖”人才，但受利益诱惑，其办学重点在悄然“下移”，大办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自考教育。教学型院校本应以本科教学为主，兼顾少量的研究生和专科生培养任务，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却定位建设成研究型大学。为何不妥呢？一是自身并不具备那样的实力；二是学校发展失去特色，变成重点高校的降级版。高职院校本应针对当地经济发展设置专业，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的技能型人才。然而，很多职院的发展定位就是为了“去职业化”、为了“升本”，在办学中搞成压缩版“本科教育”，造成教育层次结构不恰当的“上移”。

由于高校、政府、地方三者之间的目标错位使得校企合作仍处于浅层次。在以传统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经济中，以固定化产业边界为特征的产业分立是一个普遍现象，使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了产业技术边界，构成了产业经济的运行基础。产业融合的融合性创新过程导致产业技术边界逐渐消融、产业生命周期缩短和产业体系重构，加快催生出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需求，对传统三次产业的划分提出了挑战。企业为了适应产业融合的新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更新设备，技术也随之不断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职业培训型高等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必须适应产业融合引起的企业技术升级加快的趋势，能够胜任产业融合催生的具有复杂工艺和技术要求的工作岗位。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等因素，导致高校教学的知识技术内容滞后于企业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实践教学设备也难以跟上现代企业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这在产业融合趋势愈加明显的情况下，十分不利于高等院校及时、准确把握产业融合催生的前沿技术与先进工艺。在上述情况下，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已经不能有效满足产业融合的新需求。高等院校必须紧贴产业融合趋势下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际需求，跨越浅层次校企合作阶段，向更深层次的校企一体化发展迈进，不断满足产业融合打破产业技术边界后快速催生出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并且使双师型教师队伍知识技能的更新及时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和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

在宁波的高等教育中，“双师型”教师及实践指导教师缺乏。虽然近年来国家在教育层面不断加强师资力量建设，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的建设，但社会各界对于“双师型”教师的理解还存在误区，这大大阻碍了高职院校师资的建设。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巨大的财政投入，国内的高职院校逐渐认识到师资力量，特别是服务于一线教学的复合型教师队伍的重要性，故而“双师型”教师的重要性就不断凸显。笔者在对宁波高校的调查中发现，不少教师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认识还不够全面。长期以来，对于高校教师的定位，社会各界甚至高校教师自身都存在误区，看重学术，崇尚理论，而轻视操作，不重实践等观点始终影响着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高校出现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双师型”教师的匮乏，现有教师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还是能力水平上都难以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在教学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教学问题，具体细分又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职业型高等教育课程与普通学校的课程有较大差异。“双师型”教师的提出，就是为了区分出普通教育和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差异。相对于普通教育，职业型高等教育则体现出更多的特色与内涵，特别是在文化课上，职业型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基本包括了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大多以教室为蓝本，以教材为载体，从而开展日常的教学任务。但职业型高等教育尽管在教学内容和学科分类上与普通教育相似，但其培养目标和受众的差异性，导致在实际开展教学时，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在教育目标和方法上进行适当创新，如果全部按照传统的普通教学方式，将难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基于这样的背景，显然普通的教师难以胜任日常的教学任务，“双师型”教师将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职业型高等教育在向学生传递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要担负向他们输出必要的职业技能的任务，以方便他们在未来的职场中顺利发展。学生必须在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学习更多的技能知识，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特别是在许多技术性企业对招聘岗位的职业经验做了特别要求的前提下，培养复合型人才将更为必要。高职院校的合格毕业生，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和处事能力。“双师型”教师正好能促进学生该方面能力的提升，对其专业能力以及处事能力进行合理的引导，培养他们积极进取的职业观念。

宁波“双师型”教师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不仅教师方面，在高校发展进程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的职能（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高校发展进行宏观指导。主要包括：监控高校财政经费使用；规范高校改革与发展方向；制定高校整体发展规划等。二是进行高校教学评估，促进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政府没有真正行使好这两个职能。在宏观指导方面，政府远未真正“放权”，高校也远未真正“独立办学”。长期以来，政府始终主导着高校的发展，从高校的办学定位、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到课题立项、人事安排、职称评定等，无不受政府因素的影响。地方要发展，科技是核心。高等学校为所在地方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地方企业可以优先得到高校的科技服务。但是，高等学校与地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实我国的产学研结合一直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发展的，从最早的“863”计划，到今天诸多的科技开发区，如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为依托的高新技术园区，都深深打上政府推动的烙印。而且，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的产学研工作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宁波也不例外，刚刚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的宁波科技园区以及高教园区，还包括宁波大学等高校与著名企业的合作等，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决定性角色。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如产学研具体的运作方式该如何操作？政府提供的保障支持环境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并提供政策保障。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必须履行某些市场无法完成的功能，就是它必须弥补一些“市场缺陷”，其中一条政府必须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私人不愿意生产或者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企业、高校都有着自己的利益，都要求在市场条件下自身能够取得更多的自主权，在这种条件下，高校和企业都无法建立一个公平的利益处理机制。在产业融合趋势下，高等教育校企合作的深度却普遍处于浅层次，在整体上并未实现更深层次的校企一体化。校企合作的深度主要是指校企合作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程度，其主要标志是合作中双方资源交流的程度决定于企业参与程度。然而，当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双方存在明显的教育责任分离现象，即高等职业院校主要承担入职前的学历教育，企业主要承担入职后的在职教育，企业承担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意识十分淡薄。这就要求政府用非市场的力量来修正，作为社会最大多数成员利益的代表，政府不仅要考虑高校、企业的利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其他因素的利益，建立一定的机制和体系，为产学研的顺利有效开展提供良好的公共利益平台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