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宁波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
任何学者，倘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他就不能真正领悟现代历史。历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1]英国教育家阿什比也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因此，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理应先要了解宁波高校的历史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人才之兴，在开学校。”[2]宁波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萌芽与其开埠通商后的社会变化息息相关。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的沿海城市，较早地与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接触，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新学制的要求，宁波的有识之士还积极创办实业类学校，以培养政法、农业、工商管理等专业人才。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统一学制，明确规定全国学堂分为3段7级，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实业教育，癸卯学制强调，“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令各省从速办理。
同治十年（1871），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在府治左边同知署旧址建立“孝廉堂”（书院性质）。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法政学堂。招收府属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及师范、中学毕生，课以政治法律，以培养立宪人才（学生以监生、附生、分附候选县丞、师范毕业生为多）。经费来源为“孝廉堂”专款及府属各县协款。修业期限三年，学费全免。只收入学费2元、每学期膳费15元、讲义费8元、杂费2元。课程有：人伦道德、政治学、大清律、法学通论、理财原论、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商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世界史、世界地理、算学、格致、日文、体操等。监督（校长）由知府延聘，月俸50元。第一任负责人为孙振麟，第二任为陈星庚，后为张寿镛、沈祚延。初期教员有：贺绍章、陈彰寿、徐令誉、章述波（许泉）、张敬胜、陈土逵及日本人平原贞治。稍后有监学周骏彦，教员陈时夏、范贤芳、徐象先、魏炯、王芝望及日本人平井三郎。民国元年（1912），法政学堂改为四明专门学校，除法政外，亦设商科、银行科，注重英文，以便应用。商科教员为张晋（上海南洋公学商科毕业），银行科教员为杨贻诚（南洋公学工科毕业）。因专门学校属于大学一级，薪水特大，每小时2元（当时省立中学每小时1元），假期停发。1908年，法政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有王序贵等16人。此后，学生有毛绍遂、忻壹、屠时逊、蒋锡侯、陈积澍、林炳常、吴祥风、缪德渭等，多在法政界工作或做律师。银行科毕业生洪兆熊、严燮皆任银行行长。民国三年（1914）1月，地方士绅陈时夏、邬子和等创议将四明专门学校改为商业学校，定名为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呈请浙江省教育厅批准备案。这样新旧混杂中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宁波法政学堂成为转型时代的独特历史样本，也为宁波高等教育的开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这一时期宁波的高等教育除了宁波法政学堂外，还有在宁波的部分教会学校设置大学预科课程，如1912年江北岸泗州塘斐迪学堂改为斐迪学校，设初中、高中、大学三部，共有8个班级，其中5至8班为大学预科班，有学生200余人。学生预科毕业，可以由学校免试保送上海圣约翰大学或其他教会大学三年级就读。斐迪学校所办大学预科开设时间较短，到1927年预科停办。
民国时期宁波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停滞的。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宁波在浙江省教育司的直接领导下，各项教育事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并没有高等教育学校在宁波设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十年，宁波由于社会秩序稳定，教育投入有所增加，教育管理渐趋完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高等教育并没有发展。抗战全面爆发后，宁波许多学校被迫内迁；随着抗战的结束、内战的爆发，宁波的各类教育事业陷入停滞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宁波的高等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新生。与宁波高等教育相对停滞的发展状况相比，宁波的职业教育的数量、种类一直都走在浙江省前列，如表1-1所示：[3]
表1-1 宁波职业学校一览（1904—1949）
续表
新中国成立前，宁波35所职业院校中，商业学校有14所，在各类学校中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师范类学校有5所，工科类学校、医护学校、农科类学校各4所。据调查显示，1900年，宁波城内和城乡人口为30万，有12万受雇人员。其中，60％受雇于商业，30％受雇于农业，10％受雇于杂业（塾师、和尚、占卜者、医生、仆役和厨师）。在商业人口中，商行雇员即占了40％。[4]这反映了当年宁波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对商业人才的需求之大，因此近代宁波职业学校以商科为最多，其次是师范类学校。1922年之后，宁波中学综合制下的师范教育附设在普高，因此师范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直至1931年之前，才有一定的发展。此前，宁波基础教育的发展急需教师，为弥补师资短缺状况，宁波一些属县，如慈溪、余姚等，就开始设立简易的师范讲习所培养教师。1931年4月，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制订了整理师范教育方案，提出两种整理办法：（1）颁布县市立师范讲习所科目学分暂行标准，整理提高讲习所办学质量；（2）颁布补助县市师资训练机关暂行办法，使已有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县市师训机关获得省款补助。由此，宁波开始对各讲习所、中学内设的师范科等加以整顿。是年，设立鄞县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省立锦堂学校（1933年改称省立锦堂乡村师范学校），以及余姚县复办的县立师范讲习所。至1932年，宁波有师范学校、师范讲习所5所，师范生达到232人，教职员49人。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宁波高等教育首先以师范类学校作为起步提供了基础。
其他如农科类，光绪三十四年（1908），余姚泗门镇谢宝书邀集66人入股，筹得银元13040元，创办余姚汝湖农校，并亲自任堂长，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学校办学，一来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曾出资派教师陶善松赴日大阪农学院求学；二来重视教材建设，除了引用现成的《水产学大意》《农业经济法规》教材外，还自编许多适合本校的教材，如《裁渠法》《养蚕学讲义》等；三来重视实践教育，专门辟出柴房三间，供桑蚕科学生实习之用。宣统二年（1910），吴锦堂把锦堂高等学校改为初等蚕科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为期3个月的短期蚕桑训练班。宣统三年（1911），吴锦堂注资锦堂学校，并扩充学校设施设备，将其改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设农科、蚕科两大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生规模320人。学校聘请奉化前清廪生江起鲲为监督（校长），以及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教师，培养了不少农业专业人才，如著名农学家卢守耕、童玉民、包容等。
还有工科、医护等不同类别的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也很有特色，如工业类学校，以鄞县县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为例，科别有金工科、建筑科、土木科、机械科、汽车道路科；医学类学校，以宁波私立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为例，主要为护士科。各学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根据各自的发展优势有重点地进行人才培养。
蒋介石曾在其家乡溪口创办武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蒋介石童年时代，奔走于溪口、葛竹、榆林、畸山下、岩头等地私塾求学，深感乡村儿童就地求学困难。他在踏上仕途之后，就想在家乡溪口办一所较为像样的完全小学。奉化溪口武岭学校，是蒋介石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1931年3月在小学基础上增设农科，命名为“奉化私立武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聘张恺（四川人，金陵大学农学士）为农职部主任兼农事试验场场长。学制四年，招收高小毕业生。起初三年除学习基础文化课外，着重学习作物、森林、园艺、畜牧、蚕桑、遗传育种、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经济和农业加工等课程。每天下午多为实验实习或生产劳动，学习育苗、种植、扦插、嫁接、修剪、解剖、畜禽阉割或农产品加工等操作技术，并定期从事养蚕、造林等实践。最后一年分赴农场、牧场、园艺场或农业试验单位，从事实际工作。1932年8月2日，《宁波民国日报》刊登了武岭学校农业中学招生简介。学生除本地青年外，多来自鄞县、新昌、嵊县、宁海、象山、慈溪、余姚、上虞、诸暨、天台、定海，也有来自外省的，范围甚为广泛。1934年将初级农校改为高级农校，校名经呈请政府批准，亦改为“奉化私立武岭农业职业学校”。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前四年学习文化、专业课，最后一年是生产实习。1935年1月，蒋介石返回溪口故乡，亲自为该校手书“礼义廉耻”四字，作为校训。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大多到过这所学校，毕业学生由于学校有专业技能，加上当时蒋氏政治上的影响，这所职业学校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这也是教育受政治影响的重要表现。
在近代宁波的高等教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宁波帮商人的身影。在近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教育体制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现象导致了“人才奇缺”的窘境。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式人才，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反思，并且积极建构适应近代中国的新教育体制，从而引申出深具内涵的“学战”意识。从御侮图强、求富这个角度看，“学战”比“兵战”“商战”更进一层，作为一种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它既是对世界工业文明冲击的积极回应，也是近代国人探索国家民族出路的希望所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新政”改革就部分反映了“学战”的思想，虽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如果说从“兵战”到“商战”标志着近代商人的崛起和经济近代化历程的开始，那么从“商战”到“学战”则意味着教育的近代化已蹒跚起步。近代新式学校的兴办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朝野上下均认为，必须打破依靠政府办学的思维和惯例，下放办学自主权，多渠道开发财源。在这种形势下，有着相对优厚财力的近代宁波帮商人必然走上教育改革的舞台，成为社会办学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近代宁波帮商人多从事各项实业事业，为了培养实业人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各项职业教育成为他们捐资助学的重要领域，所以宁波近代的职业教育在宁波帮商人的大力支持下有了较大的发展。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宁波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但该地职业教育的繁荣反映了宁波作为最早开埠通商之地，其教育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宁波繁荣的职业教育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宁波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