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形式的正义

第三节　其他形式的正义

除了提供惩罚和赔偿等“传统”形式的正义外，法院越来越依赖不同的实现正义的方法。在刑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把罪犯关进监狱最终既无助于减少犯罪的数量，在成本收益上也是无效率的。

累犯率指有多少人在获释后再次犯罪并最终再次入狱。在澳大利亚2014—2015年间获释的囚犯中，有44.8%的人在两年内被再次监禁（量刑咨询委员会，2018年）。监禁一个罪犯一年的费用为11万澳元，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工资（诺尔斯，2017年）。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在他人的帮助下不再犯罪，而不仅仅是被再次监禁，那么这些人犯下的罪行就越少，省下的钱就越多。

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治疗法理学。治疗法理学是一个涵括各种旨在通过促进罪犯和受害者的福祉来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的法庭程序的术语。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的说法，治疗法理学“旨在解决法律纠纷背后的问题，并鼓励所有当事人参与法庭程序”。这意味着让受害者参与法庭程序，并要求罪犯参与康复、心理咨询或其他项目，以解决诸如毒瘾、失业或社会孤立等根本问题。治疗法理学的现实实践包括专门的毒品法庭和心理健康法庭等，这些法庭旨在为罪犯提供适当的和因人而异的支持服务（昆士兰法庭，2018年）。

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是恢复性司法。这是指解决案件的替代性手段，一般通过替代性争端解决程序。恢复性司法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当事方共同解决犯罪后果的处理及其对未来的影响问题”（马歇尔，1996年，第37页）。换言之，恢复性司法不是国家简单地惩罚罪犯，而是罪犯和受害者共同努力修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促进创伤的愈合，并（尽可能）使事物恢复到犯罪之前的状态。

恢复性司法包括多方会议、共同量刑和受害人—罪犯刑事和解等程序（拉森，2014年）。在恢复性司法中，多方会议是罪犯、受害人和律师、心理健康顾问、警察等其他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这种会议“提供了一个谈论发生了什么，以及需要做什么才能够开始使事物恢复到正确状态的安全的环境”（昆士兰政府，2018年）。

与治疗法理学和恢复性司法类似的做法能够在原住民法院和共同量刑制度中看到。这些做法已经在全国各个城市和偏远地区发展起来（马尔凯蒂和达利，2004年）。共同量刑是一种基于原住民传统实践发展而来的调解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该制度被引入加拿大的法律体系，澳大利亚的第一次实践是在2002年新南威尔士州的南部海岸（珀塔斯等人，2003年）。在共同量刑程序中，原住民的氏族长老和社区成员会与律师和治安法官会面，以确定恰当的量刑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共同量刑的目的不仅仅是修复伤害和促进创伤愈合（马尔凯蒂和达利，2004年），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法理学或恢复性司法举措。不过，与简单的报应相比，它依赖于与治疗法理学或恢复性司法类似的、更微妙的正义理念。正如马尔凯蒂和达利所解释的那样，原住民法院和共同量刑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与既有文化更加契合的正义形式：

其目的是使法院程序与既有文化更加契合，在原住民社区和司法官员之间建立更大的信任，并允许就被告人及其案件情况进行更加非正式和公开的信息交流。鼓励原住民、原住民组织、氏族长老、家庭成员和亲属参与量刑过程，帮助相关官员了解有关犯罪、被害人—罪犯关系的特质，以及罪犯是否愿意改变的情况。

这段引文反映了正义的复杂、微妙和涉及文化多样性的本质，这一本质远远超出了法院监禁罪犯这一基础理念。

与此相关的最后一个概念是正义再投资，这是指政府将资金从监狱转向支持以社区为核心的相关政策，在第一时间就避免人们实施犯罪行为（威利斯和卡皮拉，2018年）。正义再投资可能包括：增加卫生服务、住房和就业的资金。某种举措要归属为正义再投资，通常必须是针对被认为犯罪风险较高的社区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义再投资策略可以减少犯罪，同时为政府节省大量开支。最近，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的布尔克市进行了一次正义再投资策略试验，为当地节省了近300万美元的开支，同时在刑事司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阿拉姆，2018年）。违反保释条件的案件减少了14%，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天数减少了42%，对最严重的五大刑事犯罪的指控也减少了38%（阿拉姆，2018年）。

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替代”形式的正义，因为它们是作为监狱和其他强制惩罚的补充措施运作的，但是它们不同于报应等更加基础的理念，也比这些理念更加微妙。它们强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正义，而且正义并不总是包括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