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接近正义

第四节　接近正义

在澳大利亚接近正义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要确保社会上所有群体都能够平等地接近正义。虽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走进法院和获得法律服务，但是在实践中，个人诉诸法律制度会有许多困难。

赖斯（Rice）以这种方式界定接近正义：

“接近正义”的理念是……了解法律、获得法律意见、获得法律援助和律师代理，以及利用法院等公共法律机构的能力。它需要诸如理解、沟通、旅行和支付的能力，还需要了解当无法完成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

接近正义最明显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足够的钱聘请律师。律师的费用通常在每小时300美元以上，初级律师出庭一天的费用从5000澳元起算。即使是在相对简单的案件中，此类费用也会迅速累加。据生产力委员会（2014年）估计，许多代理家事法案件的律师费用在2万至4万澳元之间，复杂案件的费用超过20万澳元，即使是高薪人士也无法承受。对于那些低收入或失业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正义。

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是代表法律职业群体的国家机构。它致力于促进人权保障、法治和平等地接近正义。在其司法报告（2018年，第22页）中，法律委员会解释了法律服务的成本如何阻碍了许多澳大利亚人接近正义：

法律服务的费用对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人构成了接近正义的障碍，这其中许多人可能会有公共住房、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其他需要。法律费用和诉讼费用会阻碍人们获得法律意见和通过法院系统寻求法律问题的解决。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安全、权利或权益。

此外，许多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个人的和心理的障碍，这也使得他们难以接近正义。当他们遭遇到一个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时，可能无法认识和理解到这一点。

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人可能无法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或者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可能有个人的和心理的障碍，影响他们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或者他们可能在复杂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挣扎着。他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处理法律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某个家庭成员的主要看护者的话（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2018年，第22页）。(https://www.daowen.com)

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中，除了那些处于经济劣势的群体之外，还有许多群体在努力地接近正义（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2018年）。这些群体包括老年人、儿童、无家可归者、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群体、移民和难民、囚犯和被拘留者、残疾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以及来自农村和偏远区域的人。显然，接近正义仍然是澳大利亚许多不同群体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澳大利亚社区法中心，2012年）。

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接近正义的问题。每个州和地区都有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办公室。法律援助为社会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如出庭代理）。这是澳大利亚平等司法和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然而，有限的资金和对法律服务的高需求意味着严格的收入测试（基于一个人的工资和资产）被用来确定谁可以得到援助。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有许多人请不起律师，也没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这被称为“迷失的中产”现象（生产力委员会，2014年）。根据生产力委员会2014年的数据，只有最底层的8%的家庭有可能通过法律援助的收入和资产测试，而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会被排除在外。法律援助还依赖于对案情的审查，确认案件胜诉的可能性大小。

社区法律中心（CLCs）在改善接近正义的途径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社区法律中心是独立的社区组织，向弱势社区提供免费的法律信息、建议和服务（澳大利亚社区法律中心，2012年）。在社区法律中心工作的律师会根据现有资源和案件胜诉的可能性决定是否代理社区成员出庭。社区法律中心也通过编写报告和在议会征询意见时提交材料的方式，为法律改革相关争论和公共政策的发展建言献策。

当社区成员面临由一个或多个法律问题造成的系统性劣势时，社区法律中心的服务就尤为重要。社区法律中心与各种社区组织密切合作，试图在较早的阶段就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国家社区法律中心协会，2018年）。这些重大利好被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政府：

社区法律中心的服务……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政府。法律中心的工作非常高效，利用志愿者和公益服务使提供的服务总时间、价值和范围最大化。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对法律援助服务的大量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卡梅伦2017年，第7页）。

尽管法律援助和社区法律中心很重要，但是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呈现减少的趋势，这令人不安。在2017年的联邦预算中，社区法律中心面临着3500万美元的资金削减，这相当于其预算的30%（沙拉兹，2017年）。在社区法律部门的强烈反对下，这笔资金得以恢复，但仍然呈现下降趋势。在2018年的联邦预算公布之后，法律委员会主席莫里·贝利（Morry Bailes）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援助部门“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多洛，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