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班的形成
从灯彩到花鼓戏。吉水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出过诸多官宦名人。到了明朝，在朝为官的吉水人回乡省亲，把京城的灯彩也带入吉水。当时灯彩非常流行，与此同时，灯彩出现一个新的特点：灯彩人物，也就是一旦一丑两角色。他们的化装较为简单，女角戴包头，穿土衣大襟衣裤；男角戴红缨草帽，穿对襟褂子，腰扎短罗裙。
随着灯彩的普及，除在本地闹春节、元宵外，还串乡走户，目的是闹场图吃喝和寻点红包钱。龙灯是吉祥的象征，进祠堂登门上户大唱赞词，爆竹相迎，红包相赠，好不派场，招人喜爱令人羡慕。化装成灯彩人物的男女角色有点眼红，也试着登门上户，唱赞词、打山歌、唱民间小调小曲，热闹一番，想不到更受人欢迎，也爆竹迎送，赠以“润嗓红包”。有了赏钱，得了甜头，两个灯彩男女角色就来劲了。平常便苦心琢磨，向大戏学习，练唱民间小曲调，习演动作，吊喊嗓子，以求到时好好露一手。
乡村中约定俗定：龙灯只能三五年出一次，年年出龙灯招人骂。可是，那些扮男女角色的灯彩人物等不得三年五载了。这种刚从龙灯剥离出来的小规模演唱活动，还不叫戏，而是沿用灯彩的俗称，叫“花灯”。他们随龙灯活动时，借助龙灯的锣鼓进行表演。脱离龙灯后，省去了锣鼓，因为锣鼓只能按唢呐曲牌打击，不会戏曲锣鼓点子，所以就用两把胡琴伴唱。
他们平日里就练的功夫，跃跃欲试，总想寻找机会表现一番。在村上，只要逢有婚娶寿诞，他们就相约上门去恭贺，或唱或赞，热闹助兴。到了春节，等不得应届出龙灯，就三五几人自发结合，串乡走户，闹闹玩玩。因为人员少，招待方便，玩耍又逗人喜欢，所以很受人欢迎。他们演唱的节目多是《送宝》《珠子打花》《对花》《送香油》《瓜子仁》一类的小调。有时也仿效道士的《观音赞》《水赞》《喊船》等曲调，即兴编词，拉高腔，配唢呐，唱赞歌，这种表演形式称之为“打小八仙”。到晚上唱的则是比较长的曲子，如《拜年》《七块柴》《卖杂货》《闹五更》《耍金扇》《拗菜兜》等有故事情节的节目。人们把这种表演称为“坐唱”。
一个村子开了头，接着百村仿效，花灯就慢慢普及开来。为了出花灯，本村没有人才，就到外村去请“老座”，所以教花灯的师傅就应运而生了。有些人有这方面的天赋，又爱好玩乐，就根据当地的民歌小曲，乡俚俗语，吸收大戏的艺术精华，创作一些小节目，并以此为本钱专门当花灯师傅，常年外出进行花灯教学。每教一处，就要进行出师演出，师徒同台演唱一个晚上。为了求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开头锣鼓打“火爆”（唢呐曲牌）一段长时间，称之为“打开台”，以此来吸引观众，也起到静台作用。这班人马，只是在正月里随龙灯四出活动，仍然不叫戏，还只是叫“花灯”，是花鼓戏回归到灯彩里来。
正月一过，龙灯上楼，花灯班子就独立行动，五、七个人一组，利用农闲时间到处串演。没有锣鼓，开台前喧闹不止，就化装小丑出台，装聋卖哑，用扫帚在台前横扫一阵，称之为“哑子扫台”，起停止喧哗的作用。教戏的师傅来自民间，土生土长，编的又是生活小戏和爱情小戏，唱词道白土腔土调，加上又穿插男女私情的俏皮话，语言通俗易懂，曲调风趣诙谐悦耳，形象生动活泼，最容易撩拨少男少女的青春欲火。所以有人就说“看了花鼓班，房门不愿关”。斯文前辈认为这种活动，粗俗下贱，低级庸陋，伤风败俗，不准他们进村活动。如本县谷村李家，虽然他们大闹灯彩，大唱吉安戏，却严格禁止花灯进村。一到大年三十，族长就命人用大红纸贴出告示，其内容是：
告 示
龙灯到堂奉敬铜钱一吊
狮灯到堂奉敬铜钱两吊
花灯到堂不必劳驾
特此奉告
×堂×月×日
不是光村上谢绝，官府也禁止，并下令马快缉捕艺人。光绪三十四年，县衙出告示“演唱花鼓有伤风化，须从严禁罚”。
为了生存，艺人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每到一个地方，开台之前，就对官僚富绅进行一番祝颂，称之为“打加官”。再者，就是跟随龙灯活动，因为灯彩不受禁。尽管受到抵制，由于花灯灵活机动适应形势，老百姓喜闻乐见，还是势不可挡地蔓延开来。一时风靡全县，花灯师傅越来越多。花灯师傅奔走各地，传艺授徒，或班组，或结社唱夜台。为了应付演出，几个晚上不倒本，他们就自编，或移植改编，大大小小创作了一大批节目。这些节目在整本戏中都穿插一段花鼓戏，凤阳花鼓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人们才正式称这种戏为“花鼓戏”。
花鼓戏的第一代祖师是谁，已无从考证。民国时期著名的花鼓戏师傅罗洪春，11岁学唱花鼓戏，拜师陈干保，攻旦角兼演小丑，以嗓音悠扬悦耳著称，扬名庐、吉两县。他教学和演出活动主要在水东醪桥、朱山、水田和水西金滩、燕坊、黄桥及吉安县的东陂、店下、周坑一带，授徒甚多。
花鼓戏在咸丰和同治年间，曾风盛一时。金滩、黄桥、阜田、枫江、尚贤、西沙、八都、白沙、乌江、住歧等地非常流行。著名的班社有洪春班、阜田的罗狗婆班，陇洲的老各婆班、醪桥的钟白云班等30多个。剧目有《耍金扇》《卖身葬父》《七块柴》《顶烛怕妻》《秋胡戏妻》《送宝》《卖花线》《拗菜兜》《拜年》等大小戏目130多个。曲调110多首，艺人160多名。花鼓戏的曲调成腔落板，各地唱法一致。
花鼓戏的艺术特色是：表演逼真，台步自然大方，语言通俗易懂，唱腔悠扬悦耳。小旦上台不走云步，也不踩十字步，只是用普通的碎步，真实地表现了村姑田妇的纯朴风情和浓厚的泥土气息。
从花鼓戏到三角班。由于吉安戏（又称大戏）的兴起，基本占领了全县的演出市场，特别是木脑壳班的冲击。花鼓戏靠两把二胡小打小闹，吃不开了，形势逼着改革。螺田城陂的夏月福、白水土岭下的邓觐周等人，学习吉安戏的锣鼓点子，学习宜黄戏的二旦一丑一生的表演形式，创造了独特的“三角班”，即“旦、生、丑”三个主要角色。
三角班的兴起，迫使花鼓戏老艺人转行或串演。著名花鼓戏艺人刘世贵经常与邓觐周同台演出。有一次在八都洋田，遇着湖南茶陵有名的蛤蟆仔班。刘世贵也到那里去演“三角班”戏本《蔡鸣凤》。两个班子唱对台戏，同台演出。茶陵班唱《曲江会》吃不开，又改唱《双调情》，台下唱倒彩，大叫：“快收场，让吉水世贵班来演！”刘世贵年轻气旺，出台一拉嗓子就掌声连天。周金生临时顶魏打算（贼子），由于他的功底厚嗓子好，善于钻凳子翻跟斗，上楼梯踏空脚，一场演下来，观众齐声叫好，爆竹连天，把茶陵班子气走了。
花鼓戏融合成三角班，这是吉水的特殊性。一经同化以后，三角班阵容整齐，剧目丰富，形式灵活，很快就风行起来，遍地开花，成为吉水的主要剧种。
当时三角班最有实力的有两支：
一支是以邓觐周、刘世贵为主的“三庆班”“二仔班”。邓觐周主要活跃在水西一带授徒传艺，长年在金滩乡的燕坊、坑梅、源溪、上南坑以及黄桥乡的山原、湴塘和吉安县的几个乡村等地教戏演戏，授徒数百人，班社56个。
一支是以夏月福为主的“吉永班”。夏月福，螺田城陂下桃源村人，20岁学戏，师承马春茂。在本县及永丰、泰和、乐安、宁都、南丰、峡江、吉安等地演出、教戏，活动范围广，影响大。
三角班不仅把花鼓戏的剧目全盘继承下来，而且增加了很多新剧目，如花鼓戏原来只有《打花鼓》《打面缸》《打崩胡》“三打小戏”。到三角班时就发展到《打豆腐》《打芋头》《打白米》《打草鞋》《打猪草》《打戒指》《打龙蓬》《打大卦》七个小戏，合成“十打”戏。由于不断改编移植，三角班的剧目多到100多个。曲调除了花鼓戏原调，还吸收了各地的曲调，如《麻城歌》《新余调》《嘿山歌》等，特别是大型剧目出现了本调，如《蔡鸣凤》《毛朋记》《过界岭》等都有本调。另外对一些剧目进行了扩展，如花鼓戏只演《蔡鸣凤辞店》，三角班就扩展成《蔡鸣凤》上、下两本。
从三角班到半班。三角班盛行的时候，吉安戏也逐渐盛起来。为了与之竞争，三角班从大班中吸收艺人，并且与之合作组班，如盘谷罗贵林班就是这样的。通过学习宜黄戏和吉安戏等大剧目的音乐、表演技巧，三角班的戏路更阔了。后来发展到不仅演文戏，还演武打戏、生活小戏和宫廷大戏。由于整本大戏的需要，扮演的角色也增多，仅旦、丑、生已不够，后来增加到净、末等角色。这样，原来只七、八个人的班社，发展到二三十人的剧团，逐渐形成了“半班”。三角班新兴大师金生师、日志师、再芳师、美隆师大胆创新，在唱腔上猛下功夫，又有新的发展，他们不但嗓音圆润，高亢悠扬，娓娓动听，经久不瘖，而且吸取京腔的特点，小旦每句唱腔的结尾以假嗓甩腔。他们联合组班，扩充人员，演出队伍也不断扩大，增加行当，添置设备，移植其他剧种的剧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半班”。
三角班发展到半班以后，剧目更丰富多彩了。有《补背褡》《秧麦》《毛朋记》《蔡鸣凤》等大小120多个剧目。这些剧目绝大多数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健康，富有乡土味。所反映的内容大都是生活琐事、劳动生产、男女爱情以及乡村故事，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比较庸俗的内容，在社会上引起一些非议，斥之为“淫戏”，被官方禁演。民国时期，吉水县政府通过一项决议：严禁本县演三角班，由县府出布告，各区、乡长负责。并派军警到处缉捕三角班艺人。从此，戏班被迫偃鼓息锣，艺人销声匿迹，面临绝境。
但是戏班老艺人并没有屈服，为了生存，戏班不得不奉承当地豪绅。每逢演出，要“打加官”。所谓“打加官”即由演员装扮福禄二星，手捧红布帖，正面写上“加官进爵”，背面写：“一品夫人”等字样，来到台前，直呼某某老爷“加官进爵”，某某夫人“一品夫人”。与此同时，鼓乐齐鸣，爆竹大放，好不热闹。受赞者则送上红包，装扮的福禄二星即兴演唱新编的小调以谢礼。
除讨好当地绅士以求保护外，戏班还寻找夹缝生存空间，专门找两县交界的地方搭台演出。如吉水与新干、永丰、峡江的界山，吉水与庐陵的界地洲源后龙山，吉水与吉安一屋住两县人的长路坪王仁发家，这些地方都是戏窝子。三角班艺人不顾种种刁难，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克服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困难，坚持演出活动。
1949年年底，近乎消沉的半班以农民业余剧团的形式又兴起来。一时间，农民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50年全县农民业余剧团有28个。其中黄桥的山原、金滩的燕坊、白沙圩镇、八都圩镇、阜田圩镇等地的农民业余剧团办得很出色。
三角班或半班的艺人从来都是男性。邓觐周的徒弟罗日志、萧再芳等人创办的山原农民业余剧团破除传统观念，改“和尚”班底，开创了妇女演旦角的先例。这个剧团24人就有6个青年女演员，一举破了有史以来花鼓戏、三角班、半班男扮女旦的传统。
女演员上台表演，使戏路子变得更宽了，更让人赏心悦目，除了演传统节目《孟姜女》《蔡鸣凤》《毛朋记》《落马桥收租》以外，还自编自演现代戏《刘仙贵》《好夫妻》《时刻小心》《媒婆说亲》《贵生参军》《文化担子》《谣言追根》《加紧防特》等。